孫浩良開車，載了劉路新和我直奔堪培拉。
　　我們要去拜訪一位名叫阿拉斯戴爾的老人。他是莫理循的第二子，也是惟一還活著的莫理循的兒子。這是很罕有的情況。莫理循生於1862年。這一年代的人，大部份的後人都已在三四代以上。但是莫氏五十歲才結婚，阿拉斯戴爾今年八十一歲了。
　　三人之中，只有我與阿拉斯戴爾老人算是相識的。但卻從未相會過。我們只是通了一年的信。不過，早在三年前，便有過一次不很愉快的間接接觸。那是因爲我打算把熱心於介紹中國文化、分屬兩代的兩位女士畫到一幅畫上，其中一位是老人剛剛故去的妻子海達，另一位是成功籌辦海達攝影作品回顧展的克萊爾。我請克萊爾徵詢阿拉斯戴爾的意見，並希望得到海達的相片。但幾天後克萊爾很抱歉地告訴我，海達的丈夫不相信我畫得像他妻子，讓我不要畫她。於是我改變了構圖，但仍沒有放棄構思，改爲以海達遺下的那架林霍夫相機來代表她。畫題也叫"海達的相機"。畫在那年的阿基鮑爾特肖像展上展出了。
　　但是，我真有點懼怕海達的丈夫，所以未敢再與他聯係。
　　直到去年九月，克萊爾告訴我，老人問起那幅畫，說能不能讓他看看。於是我把兩張放大的畫照交給克萊爾寄給他。兩周後，我收到一個大信袋，打開一看，是海達的老北平影集，附有阿拉斯戴爾的短箋，內中對我的畫極爲讚賞。
　　於是，我們之間那一度的不快煙消雲散了。不久，我就我的莫理循題材創作寫信徵詢他的意見，從此開始長達一年多的通信。
　　老人住在休斯區一幢新住宅裏，離國會大廈不太遠。他曾寄給我一張他的工作照片，現在看見本人，覺得更顯老一點，但精神不錯。他的身材繼承了父親，十分高大，相貌可能有不少來自母親，只是耳朵似乎是莫理循傳給他的。他膝下無兒女，自海達去世後，他便顯然一直獨居。但家中收拾得十分整潔。牆上掛了許多海達的舊作，書架上卻竟全部是鳥類研究著作。他特地帶我到書房，我看見在海達推著自行車--老人最喜歡的一張妻子相片的旁邊，就掛著我那幅《海達的相機》。老人已完全接受了我的作品。
　　劉路新正式地介紹了他們的出版計劃，老人自然十分讚同。不過我早已瞭解他的性格，他喜歡明確地切入正題，分清哪些是他可以提供幫助的，哪些非他所能爲。對前者，他會給予指點。
　　談完正題，便隨便聊起來。談到他早夭的哥哥伊恩與韓素音的羅曼蒂克，他表示了對韓的不屑。他不相信伊恩會背棄他嫂子與侄兒女們。伊恩是另一個故事的主角。甚至成爲好萊塢電影中的主角。那是在1950年，時年三十多歲的伊恩子承父業，成爲倫敦泰晤士報的亞洲記者。在香港工作時與韓素音相遇。據韓回憶，他們相愛了，就在伊恩答應她與遠在新加坡的妻子離婚時，韓戰爆發。伊恩的職業感促使他以第一時間趕赴朝鮮，卻不幸在兩個月後因吉普車壓上地雷而喪生。韓素音哀痛之餘寫了一本叫《愛情至上》的回憶錄，後來被拍成電影。
　　我們問起，說聽說英國曾打算拍一部莫理循的電影，但中國方面拒絕提供外景場地。他便取出一本電影腳本的復印稿來，翻到最後一頁念道："莫理循正在收拾行裝。忽然，他站起來，走到電話旁邊。他想起他應該打一個電話給他的中國女朋友。但這時他夫人走了進來。他只好放下了話筒。"
　　念完了說道"Awful！"（真可怕！）
　　阿拉斯戴爾自己是一個忠實於妻子的好丈夫。雖然他父親去世時他才四歲。但這一背景仍在很多年後引導他來到中國。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兩年，他作爲一名英國情報軍官，在駐北平的英國外交機構服務。在那裏他遇見了自己終生深愛的海達。海達不是澳洲人或英國人。海達是德國人，十九歲時剛從攝影學校畢業，像許多不屑於希特勒納粹主義的知識青年一樣，她遠走它鄉，來到北平，開始時主持一家德國老闆開的照相館，後來便成爲職業的攝影家。阿拉斯戴爾認識她時，她已在北平定居七年，交了許多中國朋友。阿拉斯戴爾自己雖然差不多像頭一次來中國（雖然生在中國，但尚未更事便離開了），但也找到不少認識父親的舊人，包括當年的管家。他們的愛情之花盛開在蒼老而古道熱腸的北平城，難怪阿拉斯戴爾後來把他的回憶錄定名爲《通往北平之路》。那本回憶錄只寫到他與海達結婚並離開北平爲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與海達分別了四年，直到日本投降，盟軍重入北平，他才與海達相聚並從此不再分手。
　　老人把他的回憶錄送給我們一人一本。我打開書，只見題有"獻給海達"。這是1991年海達去世後，老人才寫成的。 
　　我可以想像寫作是他解脫痛苦的惟一自救之途。
　　翻到插頁，我看到1946年阿拉斯戴爾與海達的照片。海達身高只及他的肩頭，而且相貌平平，那一年她已32歲了，大約應比阿拉斯戴爾大兩歲。
　　愛情是不可思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