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當我爲了創作莫理循題材作品，而寫信諮詢他惟一還在世的兒子阿拉斯戴爾老人時，老人回信道，這世上有一個人比他還清楚地瞭解他的父親，便是國立大學的駱惠敏教授。他與他夫人海倫整理了莫理循的日記，但卻無處出版。
  　但是直至我與孫浩良、劉路新專程去堪培拉拜訪時，我們都還未聯絡上駱惠敏先生。打電話找不到他。依計劃，我們先拜訪了阿拉斯戴爾老人。談話中，我們問起駱惠敏先生是否還在堪培拉，老人笑笑說，給我看看你們的電話號碼。看了說道，不是這個，打這個試試。老人說，駱先生去年到劍橋大學呆了好久，回來發現他的住宅漏雨，屋頂塌了一大塊，白鸚鵡們進來啄木頭，破壞甚大，所以現在換了一個住處。
  　一打新電話號碼，那一頭便傳來一極爲爽朗的聲音，用國語熱情地說道：我收到你們的信了，快來快來，我帶你們到我的莫理循工作室去。
　　堪培拉不大。十分鐘後我們已到達駱先生的住所。門開處，只見一位灰白濃髮濃眉，不甚修邊幅的老人笑容滿面地迎出來，雖是初次見面，卻似相識了好久，把我們的拘束一掃而空。不一會，他的夫人海倫也過來了，一個我們常會在街頭遇見的、典型的白人老大娘，看她的家常打扮，也想不出是駱先生的得力助手。
　　談了不一會兒，駱先生便要帶我們去他的工作室。大家上了汽車，他夫人卻急急地跑進屋裏，找出一個噴罐來交給她丈夫，一邊向我們解釋道，那邊門鎖太舊，不噴一點除鏽劑，鑰匙會拔不出來。
　　開車時，駱先生道，他幾年前從國立大學歷史系主任上退下來，現在潛心做學問。莫理循的材料堆積如山，故而不得不另覓地方存放及工作。
　　十分鐘後，我們驚訝地發現被帶到一個清靜的小火車站旁。下車後便步上空無一人的月臺。車站僅有一幢典型的老式站房，沿月臺一字排開。老人指著盡頭的一端說，這裏便是我的工作室。於是先用噴罐噴了少許藥劑，再把鑰匙插入開了門。然而，鑰匙終於拔不出來。於是只好隨它去。
　　進門一條門廊，已被滿牆的木架佔去一半空間，無數的格子，堆放了無數的文件袋。駱先生說，這便是莫理循的日記復印件。還是二十多前，他參與莫理循檔案整理工作時復印下來的。
　　進了一個不大的小室，又是滿牆滿桌的文件袋與卡片盒，以及幾把破椅子舊沙發。這便是他的工作室全景了。
　　駱先生說，當初他看中這個地方，因爲比較安全，防火條件好。他最怕火。一把火可以把他二十年心血付之一燼。
　　爲了把這房租下來，他努力說服火車站方面答應他，甚至說，我還可以幫你們賣火車票。車站一聽何樂而不爲，便用低價租給了他。這麽著，每天三趟火車，他與海倫便邊做學問兼帶賣火車票。
　　老人對於賣火車票一事當笑話談，毫不介意，但當眼光轉到那一大堆卡片盒子時，臉色便馬上一片陰雲。那是他做的索引。莫理循日記字迹難辨不說，而且涉及人名事件浩若煙海，駱先生傾半生之力，至今已整理出七成，並考證注釋了所有的人名。但是所有這一切成果，如今只是裝在卡片盒裏。按照目前的科技標準，它們早應該被儲入電腦，便萬無一失了。
　　"我只需要一個打字員，工作四五個月便可以完成這一切。"
　　但是沒有。沒有資金。他自己僱不起。
　　莫理循研究不是一個熱點，不能迅速地轉變爲金錢，所以除了我們這幫子吃飽了飯不幹正經事的文化人對它一片熱心之外，無人爲它解囊。這是一個重要與極有文化價值的研究領域，但又如此不起眼。駱先生的第一研究成果是莫理循書信二卷集，七十年代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被列爲大學四百年來所出版的最優秀一百本學術書籍之一。但印數極少，並最後還要降價出售。它的中文版印了四千本，現在已難以覓到。
　　離開這間令人肅然起敬的破舊工作室時，一個難題難倒了衆人：鑰匙無論如何也拔不出來了。直到我們把鎖卸下來也無濟於事。惟一的選擇是打電話請鎖匠來換個新鎖。工作室連電話也沒有，好在孫浩良有手提電話。
　　等候時，老人與致勃勃地向我們介紹，有時當他們有鑰匙也打不開時，便爬窗而入。然後便展示秘術：如何從一隱秘之處取出一枚長釘，如何把釘插入窗框的一個小孔，則窗子便可以推上去。只是我看著離地一米多高的小窗，怎麽也想像不出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與他行動不便的太太，是如何像頑童一般越窗而入。
　　換了鎖回家，太陽還熾，卻已傍晚八點多，海倫已在爲大家做晚飯，於是我們又坐下聽老人談起自己的生平來。駱先生是新加坡華裔。十二歲時一腔熱血地回中國打日本，卻因爲太小而成了難民。到大後方後便讀書，後來進了燕京大學。1946年不滿二十歲時成爲新聞記者，到東北長春採訪軍調部活動。先去訪問杜聿明，穿了一件杜送給他的美軍派克大衣，再去採訪中共一方，見到陶鑄等人。此時內戰復開，他決定留在共方繼續採訪，又到了哈爾濱，三訪林彪。他對林彪印象不錯。有一次採訪時，一個參謀人員或房東的小嬰孩解手，林彪把了他拉屎，然後擦屁股。他拍了照片，後來一直帶到了新加坡。
　　他後來去了英國繼續求學。王鈴教授是他的恩師。王鈴是李約瑟的助手。李約瑟窮得養不起這些助手。後來王鈴應聘到堪培拉國立大學任教幾十年直到去世，駱先生也是與王鈴先生一同來堪培拉的。
　　王鈴教授有許多書呆子笑話的故事流傳在同事間，同時他的學問與人品也極得衆口交譽。駱先生五十步笑一百步地談些王先生的趣事。我聽了卻笑不出來。對於這些以全部身心從事學術研究的、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學問家，我除了肅然起敬之外，無法形容自己面對他們時的心情。
　　分手時，駱先生給我們的名片上印有：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院士兼賣火車票，是澳洲社會的驕傲？亦或悲哀？我看都是，只是看從哪一方面去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