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造字比較靈活。自打有一個印象派，那麽印象派之後難以歸入一派的，統叫做Post-Impressionism，又有了一個現代派，那麽現代派之後的百家爭鳴統歸做Post-Modernism，本來規範的中文譯法應該叫"印象派之後"及"現代派之後"，可是有人譯爲"後印象派"、"後現代派"，倒也約定俗成。同理，"Pre-"是"Post-"的相反，比方又有"Pre-Raphaeltes" （"拉斐爾前派"）之類。我在聽雨齋之前，也有過一個租來的畫室，無名，故且仿英例，冠一個"Pre-"在前，稱爲"前聽雨齋"吧。
　　那是在1991年頭兩個月時。我們這些拿了四年臨居的，都開始申請老婆孩子來團聚，據說要等上半年多。那時候我與黃河每周五去坐落在厄斯肯維爾區一家小巷的畫室裏去畫人體寫生。那是一批澳洲畫家自助式地組織起來雇模特寫生的地方。每次交五圓錢，找個位置支上畫架畫就是。休息時有免費咖啡，互相問個好。有一天散了出來，一位剛認識的畫家說他正在找畫室，看了一處房子甚大，沒打算要。我與黃河只一時興起，便要他帶了我們去看。這一看便把過後一年我倆的生活看到一道了。
　　那是在雷芬區邊緣，坐落在攝政街與克利弗倫街拐角的一組老房子中的一棟。門牌5號。這一組房子門面互相聯結，一共佔了十幾個門牌，後面與左面各有小巷，使它們獨立地傲然矗立在雷芬站與中央站之間，遠在維多利亞公園便可以看到它們的門臉。說傲然不假，3號的頂上塑有"1911"字樣，5號則是"1912"。但卻已經破落，大部分用作修車廠，有一幢的二樓象耗子一樣擠了一群窮藝術家。有一位伊朗建築師，巴哈伊教徒，叫做凱的，花兩百萬買下了這一大堆破爛，開始他的發展之夢。也許是百廢待修，一時忙不過來，便貼了告示要出租5號房子。當時1號早已不存在，只剩一隻角，3號只有一個空殼，廢磚堆甚至還有人便溺。5號原先是一個制衣廠，也是破爛不堪。凱給的條件很寬厚，免12周房租（每周3百圓），但裝修包括安熱水器全部由租客自付。
　　我與黃河一進那房，便被店堂前廳4米高的天花板所振奮。那廳寬4米，進深足有10米。樓上也有同樣大的前廳，而且是地板。樓上樓下都有巨大的窗朝向西面。由於地勢高，半個西天盡收眼底，悉尼大學的劍橋式鐘樓歷歷在目。黃河用他那架蘇式20倍望遠鏡，我用我的日式12倍望遠鏡，各自清楚地看到鐘樓上大鐘的指針。
　　於是我們緊張地計算一陣。自打到澳洲以來，我們一直是各自與別人分租一個房間。如今要獨立租下這麽一個大房子，沒有破釜沈舟的決心可不成。
　　黃河與我有不少共同之處，除了都全身心用於藝術創造之外，都是四年臨居，都有一個女兒，女兒都是在1989年5月份出生的。於是我們決定：一道租它下來，待老婆女兒們來了，便夥著過日子。話是這麽說，其實大家都明白：先過它一下畫室癮再說。
　　待我們的朋友們聽說了，都反應強烈，認爲是過於奢侈之舉，但我們已是迫不及待地邊修繕邊遷入了。
　　對我們的決心最大的挑戰，卻不是來自經濟方面，而是噪音。住進去第一夜，幾乎是惡夢一般。兩條交通幹線上車水馬龍徹夜不息。在昏睡之中，它們化爲松濤山風的怒吼。一周下來，總算習慣了這種動靜。
　　我們精打細算地作了一個預算，只買了最基本的東西：牆壁塗料、油漆和一個噴槍，又借來了腳手架，便把房間六個面的五個面變了個樣子。然後每天晚上四出溜躂，把附近辦公樓扔出的地毯、板子一一拖回來。尤其是1號那個殘角裏堆了不少厚重的木板，我們用它們鋪出了很好的地面。黃河有一雙巧手，把吱嘎作響的樓梯補好。當我們把二樓的地板重新油漆一新時，簡直想把它用來開畫廊。
　　凱從別的房子清理出一張巨大的舊木桌問我們要不要。當然！我們說。凱不久又把樓下與樓上的大落地窗全換成了鋁合金新窗。不是爲了我們，而是他整個修復工程的一部分。他早已看出我們與17號樓上那幫窮藝術家都是一路貨色，也不指望我們能替他裝修一新，但在這過渡期有人給他交房租是求之不得的事。而我們也不吃虧。不久又給凱畫了一張全家福，可是只抵了一周半的房租。
　　新居尚未弄舒適，我們已迫不及待過起畫室癮來。黃河成了雷芬車站那個花攤的常客，他開始嘗試用油畫畫花卉靜物。我則重拾油畫筆，開始畫安紮克日的蘇格蘭樂隊。凱雇了工人來修復3號房屋。黃河與裝修小工霍伊交了朋友，有一天我倆看見霍伊滿頭白灰，靠在牆上抽煙，陽光透過剛安上的玻璃門照到他身上，不禁砰然心動，於是拍照寫生。我立即繃了一塊大畫布以真人比例起了稿。
　　不過這幅畫直到搬入聽雨齋後才完成。現在是新州北部特威德河谷地區美術館藏品。
　　畫室洋溢著活力，吸引著許多同行朋友來串門。巧的是後面小街上，只在幾十步開外也住了三位大陸留學生，都是學畫出身的。後來我在中央美院的同學智遠兄與女朋友蓓西過來暫住，便成了三個畫家的安樂窩。在這裏，活躍於雪梨的兩批藝術家--在畫廊開畫展的前衛藝術家與在街頭畫像的傳統藝術家初次相會，圍著大桌子吃喝一頓，結果是在一位澳大利亞的傳統藝術鋼琴家阿基鮑爾的奔走下，辦成了一個十二人大陸藝術家聯展，而這項活動的組織後臺，則是雪梨大學的漢學家梅柏爾博士。梅柏爾成了我們畫室的常客。我受到一位澳洲女畫家的鼓勵，決定開始向阿基鮑爾特肖像獎衝擊。第一幅肖像，便畫的是梅柏爾。同時又開始準備第二幅，是梅柏爾的同事姜苦樂博士。而與此同時，黃河的靜物與風景寫生已積起一摞，並被帕丁頓區的一家畫廊所看中，開始被愛好者們收藏。
　　下半年，當春末夏初時，我們倆的家屬先後抵達。使我們失望的是，兩個女孩兒居然語言不通，因爲一個祗會聽說普通話，一個祗會聽說廣東話。很久以後，她們找到了共同語言：英語。
　　太太們都無法忍受交通噪音的衝擊。於是當一年租期滿了之後，畫室壽終正寢了。
　　但是在這間畫室渡過的一年，無論對我還是對黃河，都是關鍵性的。在這裏我們從街頭畫像轉變爲畫室畫像，更重要的是，在這裏我們走向自信。而自信是成功之母。
　　我每次路過這間畫室舊址都要行注目禮。我感激它：攝政街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