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波近日的系列短文，均是燕園內北大生活的回憶。當然，她回憶的是八十年代的北大。這頗引起我對燕園歷史的興趣，亦不禁想來湊湊熱鬧。
　　千波所談燕京淵源，有一處失誤，即燕京大學並非庚款所建。庚子事變後辛丑合約強迫中國償付列強鉅額賠償，其中美國在十年以後決定退還賠款。它這麽做法通常有好與壞兩種評價，但這退款從此便由中國政府開設清華學校，這是爲留美學生作預備學習的場所，後升格爲清華大學。至於清華培養了多少中華精英，讀者很清楚，不再饒舌。所以我想無論持負面論者如何責其動機，但從八十年代（或前四十年）成果論，它爲中國走向現代世界貢獻良多。
　　至於燕京，則是1916年由五個基督教差會合辦，並於三年後任命出生於杭州的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爲校長。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到大陸易幟離開中國。所以燕京大學在其存在的三十年內，司徒雷登一直是它的靈魂人物，比之蔡元培於北大，還要重要。
　　燕京既非庚款所辦，司徒雷登花了大量精力籌款，捐款人中外、軍政、實業各界人士都有。有一次軍閥孫傳芳不知司徒何許人也，只給了一百元，事後趕緊送去了兩萬。最大的施主是洛克菲勒。千波激賞的燕園，即是司徒多年奔走募捐的結果。
　　司徒雷登辦學宗旨是培養學生成爲"具有愛國主義升華的世界公民"。我認爲這個宗旨是相當不錯的。固然由教會辦學，傳教運動的目的是題中應有之義。司徒也明確提出："我要燕大在氣氛和影響上成爲徹底地基督化，但是它不強迫學生信教。"尤其他把大學的學術標準看得很重，這使燕大成爲一所名牌大學。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感情很深，燕大存在的三十年裏，中華民族最兇狠的大敵是日本軍國主義。司徒在這一點上始終明確地站在中國人民這一邊，甚至在"九一八"時期學生反日愛國大會上慷慨陳詞，而且最後自己成爲日本佔領軍的囚徒。斯諾當年在燕園任教，曾在後來說："一二·九運動是在我書房裏醞釀的。"而這個大環境不能不說與司徒雷登的反日態度有關。
　　導致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並從此把他釘上帝國主義的恥辱柱的主要原因是當中國內戰時，司徒站在了蔣介石的一邊。不過若是我們注意到了早在二十五年前尼克松已經成爲毛澤東的座上賓，而與司徒雷登同時告別中國的無數中外人士，從副總統到惡霸地主，更不必提文人學士，都早已成爲新中國的朋友，甚至當年日本右翼政客與前戰犯都已成爲"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那麽我今天在這裏說一聲："您好！司徒雷登先生"已經是太晚了。
　　我預言再過幾年，最晚在下一個世紀某一年，燕園會出現一座司徒雷登銅像，也許位置正在圖書館與東草坪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