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2年4月29日，韩国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领导韩国爱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刺杀浸华日军头目后，日军严厉缉拿，金九得褚辅成等中国正义人士掩护，到嘉兴避难，转危为安。金九曾在其自传《白凡逸志》中记载避难经过。兹根据该书新版中文译本，摘载于此。题目为本志编者所加。
　　“四·二九”事件以后，日寇第一次悬赏20万元，第二次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部联合悬赏60万元捉拿金九。
　　南京(中央)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又有人非难我说：
　　“不管怎么危险，也得冒险进行工作，光图安全，能行吗?”
　　实际上他们是要我和他们一起行动，一起工作，但我又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呢！？我不能厚此薄彼，遂一律婉言谢绝，只是躲在费家秘密活动。
　　这样过了二十余天，有一天费夫人对我说，我住在费家的事情被侦探知道了，正悄悄包围屋子，让我赶紧离开。我跟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同乘费家的汽车，由费先生驾驶，出了大门一看，果然密布着中国、俄国、法国(不见日本人)的侦探。但因为是美国人的家，不敢动手。费先生加速开着汽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了车和(安)恭根一起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秀纶纱(丝)厂去。这是朴南坡先生向殷铸夫、褚辅成诸先生商量觅得的地方，李东宁先生和严恒燮君的家属、金毅汉全家在数日 前就已搬来此地了。
　　上海的费夫人后来向我诉说了以下的经过：
　　费夫人在楼下透过玻璃窗向门外一看，只见有一个工人打扮的中国人走进了自己家的厨房，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你是谁?”
　　“我是西服店的，想来问一问府上有没有要做西服的。”
　　“你是问我厨房里的下人做不做西服?真奇怪！”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法国巡捕房侦探的证明。夫人大声呵斥道：
　　“你怎么随意侵入外国人的住房?”
　　“对不起！”
　　说完，他迟了出去。这才得知，我们因乱用费家的电话，才被他们发现了我们的住处。
　　我因此暂时就住在嘉兴，跟着我祖母的姓改姓为张，名字改为震球或震。嘉兴是褚辅成 (号慧僧)先生的故乡，褚先生曾任浙江省长，是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的大公子风章是留美的学生，在东门外的民丰纸厂任技师长。褚先生的家在嘉兴南门外，是老式房屋，并不太壮观，但看起来也是一个士大夫的宅第。褚先生把他的 养子陈桐苏(生)君的亭子间暂充我的宿舍，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纱(丝)厂，风景极为优美。
　　晓得我的底细的人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他的养子陈桐苏(生)夫妇而已。最感困难的是语言问题，虽然我冒充广东人，但不会说中国话，完全成了个哑吧。 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鱿鱼须似地四通八达，因此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撑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与上海迥然不同。商店不二价，顾客如遗忘了东西在店里，就暂时代为保管，候日后客人来找时再原物奉还。
　　我与陈先生夫妇一起到南湖烟雨楼和西门外的三塔去游览，这里有明代倭寇入侵的遗迹壬辰乱时，入侵的倭兵把妇女抓来关在寺院里，命一个和尚看守，夜里和尚把妇女们全都放走，倭寇就打死了那个和尚，据说至今石柱上仍留有血迹，时隐时现。出东门约十里路，就有汉朝朱买臣的墓，北门外有落帆亭。听说朱买臣专心念书时，一阵暴雨把晒在场院的稻谷冲走，其妻崔氏讨厌他是个书呆子，改嫁给木匠。后来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回来时，崔氏因为覆水难收，就在落帆亭投水自尽了。
　　在嘉兴寄寓没多久，从上海日本领事馆内一个被我们收买的日本官吏那儿秘密传来了报告，说日寇在上海严密搜索后，不见金九的踪影，便怀疑躲至沪杭线或京沪线一带，遂派了密探到两条铁路沿线进行侦察，要我谨慎小心。还说今晨搜查队已出发到沪杭线，如我隐藏在那儿，就应派人去车站监视日警的行动。
　　派人到嘉兴车站去打听，果然有日本便衣警察曾来此地巡视的消息，因此决定到褚凤章夫人的娘家暂避。他夫人的娘家在海盐县城，他们家的避暑别墅朱氏山庄则在县城西南方四十余里处。朱氏是褚风章继室，刚生第一个婴儿，是位年青美丽的夫人。褚先生只请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轮船送我到了海盐县城朱家。
　　朱家是城内首富，住宅非常宽敞。我住宿的洋房在后院。而大门外是石子铺成的路，路外是船舶往来的湖，大门里面是正院，从边门进来有一个办公室，那是管家每天处理事务的地方。以前有四百余名家口聚在一间餐厅吃饭，但现在则大部分因为各自从事士农工商不同的职业而分散各处，剩下来的各房家口也都愿意自己开伙，自炊自食。整个院落的屋宇像是蜂巢，每一家住三四间房间，前面都有一间大客厅，老式房屋后面有两层楼的洋房和花园，再后面有运动场。听说海盐有三家大花园，钱家花园第一，朱家花园第二，我也去参观了钱家花园，其设施果然比朱家的好，但朱家的房子及设备则胜钱家一筹。
　　在海盐朱宅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车到卢(角)里堰。从那里向西南爬五、六里的山路，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频频用手帕拭着汗，爬山过岭。夫人娘家食的女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我们。我看到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
　　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虽然不能摄成影片，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去，所以记下这一段往事以资纪念。
　　爬到坡顶，有一座朱家建造的亭子，在那里休息片刻后再往下走数百步，山腰里有一栋幽雅的洋房，看守房子的仆婶们恭顺地接待我和褚夫人。
　　夫人把女婢带来的所有鱼肉和水果拿出来给仆婢们，并对他们说明我的口味，应如何地料理等事情。又指示他们，如果我要登山，应看多久多远来决定要多少向导费，绝对不可多要。把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当日就告别回海盐娘家去了。
　　从此，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游山玩水。我在上十四年，别说人家都游览过的苏州、杭州或南京，就是上海城廓之外都没跨出过一步，现在每天都能尽兴地徜徉于山水之间，感到无限喜悦。
　　这房子本来是褚夫人娘家叔父的夏天别墅，他去世后葬在这房子附近，这房子就兼为照 管其坟墓的墓庐和祭厅。这所在真是名家建山庄的好地方，风景优美。爬上山峰，可以眺望大露，左右两边是青松和红叶，此情此景，使游客不禁有一种游子悲秋风之感。
　　有一天爬鹰窠案顶，那里有一座尼姑庵，一个老尼姑出来相迎，看墓人和她很熟，把我介绍给 她：
　　“这位贵宾是海盐朱家大姑娘请来的客人，广东人，现因眼疾住在山庄，今天到此游览。”
　　老尼向我点头致意。她每说完一句话都念一句阿弥陀佛：“施主是远道而来的吧！阿弥陀佛！请进佛堂里来吧!阿弥陀佛!”我随着她进入庵堂，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有面孔白哲、嘴唇红润的年青尼姑，穿着庄重的僧服，颈上挂着长串念珠，手里拿着拂尘，向我合十行礼。
　　庵堂后面有一块岩石，据说上面若放一座指南针的话，针倒指北，我便解下挂在我表上的罗盘试验一下，果然如此，大概是磁铁矿的关系。
　　有一天，去参观海边某个镇上的市集，地名我已忘记，但决不是普通的乡镇，而是海边要塞。那儿有炮台，还有古代的城墙，都说是壬辰之乱时所建。城里房屋鳞次栉比，还有几座官衙。我们在城里环游一周，见赶集的人不多，也许是地方偏僻的缘故吧。我们进了一家面馆吃午饭，只见一些工人、警察和一般老百姓都窃窃私语，在注视着我。不大一会儿，他们就把看墓人叫去询问，也有直接 走过来问我的。我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说我是广东人。这时听到身旁看墓人跟他们介绍，说我是海盐朱家大姑娘请到山庄来的客人。
　　回到山庄后，我又问了看墓人。他说：
　　“这些警察真讨厌！不知为什么，他们说您张先生不是广东人，是日本人，我说朱家大姑娘会跟日本人来往吗?他们这才无话可说。”
　　数日后，安恭根、严恒塑、陈桐苏(生)等人 来此游览胜景鹰案顶，我也就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嘉兴。因为我已被警察察觉，我的事情此地的 警察也都知道了，感到不安全，于是又回到嘉兴。路上我们还去了海宁县城，参观了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在此进餐的楼房。
　　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
　　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苏(生)君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去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家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以为情。
　　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们缫丝。
　　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缠丝纺线。纺车下部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我问老太：
　　“老太今年高寿?”
　　“过了六十了。”
　　“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纺纱啦?”
　　“从七岁起。”
　　“六十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
　　“是啊，就是这种纺车。”
　　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我既然住在农家，也就注意看了看他们使用的农具，虽然是旧式的，但比我国先进。我也参观了他们引水灌溉，他们用的是木制水车，男女多人踩动水车，就能把湖水抽引上来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插秧都事先算好日子，早稻八十天，中稻一百天，晚稻一百二十天。我国只以为成行插秧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从古代起就是成行插秧，看了他们的锄草机就可知道这一点。
　　参观了农村，感到他们不论养蚕缫丝，或耕田种稻都比我国发达。我想我们的先人，自汉、唐、宋、元、明、清以来从没断过邦交，互有使节来往，为什么没学到中国的优点，只学到缺点呢?虽然衣冠文物遵守中华制度是所谓李朝五百年来的政策，然而保存下来的只是令人头痛的旧冠帽和其他易于散亡的东西，却没有学到 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脑子里深深地烙印着可恨的事大思想，把朱子学用得比朱子更彻底，其结果是徒尚空言不务实际，因此耗尽了民族的元气，剩下来的只是偏狭的党派之争和依赖性而已。
　　我又从严家浜到砂灰桥(日晖桥)严恒型家和五龙桥陈桐苏(生)家，轮换着在他们两家住宿，白天则乘坐朱爱宝的船，来往于运河中，欣赏农村风光，这成了我每天的课程。
　　嘉兴城内的镇(金)明寺是古代有名的富翁陶朱公的故居。那里面养着五头母牛，又有养鱼 池，寺门外有一块刻着“陶朱公遗址”的石碑。
　　有一天，我感到寂寞无聊，便信步来到东门，见大路边有一军警操练的广场，人们正在围观士兵练操，我也挤进去看。有一个军官仔细打量我，走到我面前来问我是谁，我和以往一样回答说是广东人，哪晓得这个军官才是真正的广东人，我立刻被抓到保安队本部受到审讯。我说我不是中国人，要求面见团长，通过笔谈来说明我本来的身份。但是团长没有出来，却由副团长露面。我跟他说我是韩人，上海虹口炸弹事件以后，在上海难以存身，就由这儿的褚凤章先生介 绍，暂住在五龙桥陈桐苏(生)家，名字叫张震球。他们便到南门查问褚家和陈家，四个小时后陈兄来此作保，我才获释。褚凤章君责备我说我不知道避身之计，又劝我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位中学女教员，是个寡妇，年30岁，可以和她见面协商，如能结婚住在一起，可以掩藏身份。我认为和知识女性一起生活更容易暴露，不如托身于没有知识的划船妇朱爱宝，所以决定常住在 、船里，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白天再上岸活动。
　　(此后，金九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南京与蒋介石、陈果夫等会见，从事抗日活动。)
　　我在南京越来越危险，倭寇好像闻到我在南京的气味一样，一边请求中国警宪逮捕我，一 边派暗杀队来南京暗杀我。我听到这个消息便派人去夫子庙巡视，果然见到有七个穿便衣的日本警察正在夫子庙附近徘徊。
　　我不得不在淮清桥找一栋房子，每月付给 在嘉兴撑船的朱爱宝家十五元，请她来和我同居，假装我的职业是古玩商，原籍广东省海南岛。若是警察来查户口，由朱爱宝出面说明一切，我就可以不露面。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对日抗战。
　　战争蔓延到江南，上海的战况渐对中国不利，日本空军对南京的空袭也愈来愈甚。我住的淮清桥的房子也在轰炸中被毁，我和朱爱宝幸得免于一死，邻居则尸体遍横。只见南京各处火焰冲天，夜晚的天空被染得通红。
　　南京的情势危险，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各机关都纷纷转移。我们光复战线三党的人员及其家属共百余名，决定逃难到物价便宜的长沙。
　　我唤回了在安徽屯溪中学求学的信儿，扶持母亲乘英国轮船去汉口，而百余名大家族则乘中国木船，装满了行李离开南京。
　　离开南京时，我把朱爱宝遣返回她者家嘉兴去了，深感后悔的是，那时只给了她旅费一百元。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侍我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为一定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