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巨匠茅盾撰有中学时代的回忆录，不仅记载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而且记录下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前后嘉兴社会情况。特加以删节转载于此。
　　一九O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的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在湖州中学求学的第二个寒假中，我与四叔祖吉甫的儿子，我叫他凯叔的谈起各自学校的情况，凯叔在嘉兴府中学读书，说嘉兴中学英文教负是在梵皇渡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极其贵族化的学校，学生英语之好是著名的，因其校址在梵皇渡，一般称梵皇渡)。我想一定比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强得多了。凯叔又说嘉中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但湖州中学的舍监却很专横。因此，我就有了转学到嘉兴中学的念头。但我没有对母亲说。
　　寒假过去了，我仍到湖州中学。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姓张的一年级下学期学生，同学们说他是个半雌雄，理由是嗓门尖，像女人，而且天气酷热的时候，他还是不脱衣服。然而这姓张的同学身材高大，翻铁杠比一般同学都强，力大。疑他是半雌雄的高年级男生(也是二十多岁)想挑逗他，却被他痛打。可是这姓张的同学 却喜欢和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引起了一些调皮的同学盯着我讲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使我很气恼，也不能专心于功课了。
　　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 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 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的“平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别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念成“脑重”，用的课本 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这位教员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而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芦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宋希祖教《周官考工记》 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僻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老师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 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 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得痛快，吃喝得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学生，拍拍自己的“反骨” 哈哈大笑道：“快事！快事！”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在范府上 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吧。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样上课。但计仰先请事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个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班，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同志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老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就悄悄地走了。商会又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风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而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我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把凯叔请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单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就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温。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插班生。”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所中学(包括一所教会办的)。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让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插班生。第二天上午我到了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我一个人。考试题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考完后，我留下住址。只隔了一天，安定中学通知，我已被录取。这时，我自然高兴，归心如箭，急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
　　寒假已完，我到安定中学就读四年级下学期。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九一三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