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利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汪胡桢此文回忆学生时代的嘉兴生活，虽与上录茅盾一文性质相似，但记述面更为广阔，特予节载。
　　一、就读嘉兴府中学堂
　　我生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二日，时为前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不到五岁便由父母送进私塾。我先认方块字，后读《三字经》、《千字文》与《论语》，还对对子。正准备读完四书五经即开笔学做八股文，在朝廷已废科举，开学校，我父就送我进南湖初等小学堂读书。初小毕业后，我又考进城内秀水县立高等小学堂。照当时的学制，要读完高小二年，毕业后才可进中学。因在我读完一年级时见到嘉兴府中学堂的招生广告，说有同等学力的也可投考。我取得父母的同意后，即去张家弄嘉兴唯一的寄园照相馆拍了我生平第一张四寸半身照片前去报名。
　　是年中学开始分成文、实两科。文科注重文、史、哲学，实科注重数、理、化学。我当时因为 受到舆论上实业救国论的影响，就望文生义地 认为实科等同于实业，因而报考实科。
　　考试时我自己觉得作文做得很满意，算术题则因我在南湖小学时早把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算术难问三百题》做得透熟，所以完全能做对。出榜时我一早就去看实科的榜，满以为我必考中，但把实科的榜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不见我的姓名，我急得满头大汗。又去看文科榜，才见我姓名赫然列在榜首。适我同去投考的高小同学许寿祖也来看榜，调侃我是文科状元，但因我志在实科而取在文科，心里终不喜悦。我马上闯进校长室，向方於笥校长陈述我要读实科的志愿。大概因为过于激动，我只说了我愿进实科，不愿进文科一语，眼泪便已夺眶而出。本来还要说实业救国的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了。方校长当时已会意，笑呵呵地问了我的姓名，说你原来报的是实科，可以仍进实科。我听了大喜，也不告辞一声即跳跃而出。其实是年因文科招生不足，只得把文实两科合并上课。
　　二、校长计宗型
　　我在中学五年，学校校长却换了四位。原来我知道府中学堂的校长是范拱蔽，但我投考时已改为方於笥。后来又换了陈宜慈。他和学生很少接触，所以我已完全记不起他的声音和容貌了。在中学担任校长职务最久的为计宗型先生。计先生号仰先。他兼教我们物理课，在高年级时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听说他后来升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又辞去厅长职务到美国去留学。不幸在美国患了肺结核病，返国未久即去世。他本来是日本留学生，专修物理学的，他很用功，又自学了英语，为我们上课时，他能把美国大学的物 理教材译出作为讲义，不但讲了物理现象与概念，而且有计算物理量的公式和推导方法。那时，无线电发明未久，计先生在实验室中就为我们做了无线电波的通讯实验。他在校中办事公正，威望很高，惟在纠正学生错误时往往声色俱厉，是个缺点。他唬起了面孔时很像英美烟草公司张贴在大街小巷中的强盗牌香烟广告上的海盗，故学生在背后都叫他为“强盗”。但后来他似乎微有所闻，在手指上戴了一个戒指，忽然变得温和起来，有的同学说他装虎像虎，装羊像羊。在教室前的走廊上有一矮栏，课间休息时，许多低年级同学都喜欢手按栏杆，纵身跃过作跳马戏，计先生见了就从远处急步而来，许多学生大惊。不料计先生一到便面露笑容，对同学们况：“跳栏危险，你们这次跳出去的可跳进来，跳进来的可跳出去，惟以后不准再跳。”当时有一老师在旁，笑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计先生也莞尔答道：“这叫‘矫枉必过其正’。”这个故事马上在中学里传开。
　　三、一出把孔的闹剧
　　在清末，嘉兴是个古城，周围有一座已经多年失修，长着乱草的城垣，有五个城门，即东、西、南、北门加一水西门。城门内外都有一条条石铺的大街。那时北门大街(现叫建国路)和向城外延长出去的丽桥头及塘湾街(现叫北京路)，还有火车站广场边缘到东门一段大街最为 热闹。两旁都是商店，货架上摆满货物，有的仿 照上海的式样，临街设玻璃橱窗，能引人入胜。多数商店则在临街处及店堂里设一曲尺形的木柜台。除商业区外，城内及附郭的大街小巷两旁都是住家，建的是杉木架平屋或两层楼房。每户房屋临街处大都是一扇木门和三块上有吊窗的木板墙，俗名“一门三吊（上竹下达）”。这种样式的房屋 《清明上河图》中已有，可见还是宋代传下来的风格。为了照明，嘉兴人家用的都是煤油灯，火焰上方用玻璃罩遮住，靠纱带从下面铁罐引取煤油。当时我们都叫煤油为洋油，因为它是从外国进口的。叫煤油灯为“美孚灯”，因为它是外商美孚洋行始创的。沪杭铁路通过嘉兴后，商业区才有电灯。当我还在小学时，听到嘉兴有了电灯，曾跟了母亲特从南门前往北门大街去参观，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嘉兴府中学堂设在水西门大街的一条支巷里，横过水西门大街有一古老的石牌楼，叫天官牌楼，所以这个地方连支巷在内都叫做天官牌楼。学校西边是一所孔庙。当时嘉兴的老百姓都很尊敬孔子，城内就有三所孔庙分属于嘉兴府及嘉兴、秀水两县，在这里的孔庙是府的孔庙，规模最大，门前有石柱，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庙门就是一个石牌坊，里边有一水池，名叫绊池，上有石拱桥。从前人们只有在考取了秀才以后，才有资格从石桥上进入供有孔仲尼和颜渊、子贡、子思、孟轲四贤神位的大殿。转过大殿屏门可到另一大殿，叫明伦堂，殿里只有一个横放着的石碑，上面刻着皇帝给知识分子的上偷。屏门六扇，上面刻着宿儒吴受福用篆文写的《大学》全文。在那时明伦堂已划给中学校，所以课余我们常到那里去玩耍，但和前面的孔庙有墙隔断，我们都不能去。
　　我进中学的一年，开学不久就遇到孔子的诞辰，嘉兴举行隆重的把孔典礼。由中学生事前演习礼节，以便到时前去陪祭。这天，嘉兴知府特宰了一只牛和一只羊，称为“牺牲”，用特制的木床供在孔圣人及四贤的祭桌前。那时我们脑后都梳着一条辫子。一律穿上淡青色的竹布长衫，前去站在大殿两旁，名为站班。我们看到许多穿着长衫马褂的绅士及我校校长陆续从拌桥上进入大殿，分立在我们前面，后来鼓乐齐鸣，嘉兴的知府和两县的知县都坐绿呢大轿来到孔庙，下轿后徒步走进大殿立在正中，许多穿长衫马褂的绅士即移动身体立到三位官员的后面，也去到他们的后面。这时祭桌两旁已点起红色大蜡烛，只听得火铣三声，又奏起音乐 。那位赞礼的老先生戴起玳瑁边水晶眼镜，礼单在报祭祀的节目，知府和两县官都戴大帽，身穿长仅过膝的锦袍，两手放在马蹄 。他们袍子的前后都缝着一幅正方形的织画，名为补子，据说从上面织的不同鸟类可官的品级。脚上穿的都是厚底靴子。所有站人都屏气而立，欠着半个身子。赞礼官喊了 “初献爵”，知府就上前站出，接过一支燃着 ，向上一拜，插在祭桌上的大香炉里；又双捧有三只脚的酒杯献到祭桌上，随即迟到 。于是与祭者全体跟着赞礼官的口令下跪三次，然后起立。赞礼官又喊：“二献爵”，知和上次一样前去插香献酒，大家又下跪三和起立。第三次“三献爵”也是如此。于是赞读祭文，是时乐止。赞礼官大喊“礼成”。于是与祭的人依次退出了大殿，离开孔庙。我也回 到学校，等候分派昨肉。
　　为祭孔而宰的牛羊，祭把一完毕，就由清真寺派来的师傅割成约一斤重的小块，名为胙肉。本来，胙肉只分给在城的秀才与举人的。现在因为科举已废，故把中学生也当作秀才，同样可以享受一份“昨肉”。我接到“昨肉”后就欢欢喜喜地奔回家里。
　　嘉兴人习惯上是不吃牛肉的。除清真寺有时宰牛供应回民外，没有出售牛肉的店铺。我把牛肉拿到家后，使我的母亲为难起来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烹煮。好在我家西隔壁住着一位百事通的黄老公公，我们就去请教他。他说：“那容易得很，把它切成小块，和煮猪肉完全一样。只是牛是吃稻草的，所以在煮肉时必须在锅内加放三根稻草，肉才易烂。”
　　我家住在南门饭箩洪西头通往东米棚下的小弄堂里。在黄家的西首还有一座邱家小酒店。次日黄家公公带了我家送给他的一小碗清蒸牛肉到邱家酒店的柜台上喝一盅时，酒店里就闹开了。开酒店的邱家四叔说，他从来没有吃过牛肉，要吃一筷来尝尝新。又有一位农民打扮的老人说，牛是帮人种田的，所以不能吃它的肉，但为了尝新起见，也夹了一些。因为吃牛肉，大家把我夸赞一番。有人说，只有秀才公才可吃到胙肉，汪大男(我的小名)现在已有秀才身份，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出仕，为我们饭箩浜增光。我们饭箩浜东段虽有几家读书人家，但西段只有做生意的人家，今后好了，可替饭箩洪出出名。
　　现在嘉兴市已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了，我上面回忆的事都已成为明日黄花。嘉兴的城垣是一九二七年由陆初觉先生发起拆除的。当时我和中学同学陆志鸿、沈宝璋都因为北伐战争从南京回到故乡小住，曾帮助陆初觉先生把全部城墙测量一次，知道从城墙上拆下来的砖块价值足够拆城和建筑环城马路的费用。后来，果然建成了这条环城马路及桥梁，而古老的城墙则不复存在了。日寇于一九三七年侵入嘉兴，把在天官牌楼的中学校舍夷为平地，省立第二中学就迁到现在的校址，改名嘉兴第一中学。
　　四、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不多时，上海及杭州都扯起白旗宣布光复，据说，我校计宗型老师曾领了革命军队沿铁道跑 到东门火车站，嘉兴的知府和知县都逃之天天，嘉兴就宣布光复。
　　光复时中学校暂时停课，我父要为所服务的商店去上海收账，就带我乘火车同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的远门。
　　我们住在汉口路一家商店里，离上海集中设立报馆的望平街不远，为了打听各省革命消息，有不少人都到各报馆门前去张望，各报馆为了满足人们的愿望，总把刚刚收到的新闻电报(当时名为专电)用大字书写于纸上，贴在橱窗里。因此望平街一带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我当然 是其中一个常客。我一到上海就由我父把我的发辫一刀剪去，所以不会被群众唤为“满奴”。
　　在那时戴天仇和何海鸣的革命文章最有煽 动力。一发表出来万人传诵。因此，报馆把这些文章印成传单分发。我每得一纸就在街头阅读，并回到任处当起义务宣传员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店员讲解。
　　从当时的报纸上，我才知道满清王朝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例如清兵南下时曾在扬州连续残杀人民十天，又在嘉定屠城三天。康乾时代曾大兴文字狱，杀了一些知识分子，并株连他们全家，到了慈僖太后临朝时又做了很多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我当时义愤填膺，真有不推翻清王朝决不罢休的志气。
　　因为传闻嘉兴各学校已复课，故我一人先搭火车回禾。那时，我身上已换了一身学生装，头上梳了一个西装头，前额的一绍头发，用了许多“凡士林”梳成了“香蕉头”。到了中学，知学校虽已宣布复课，但学生都为革命所激动，并不到教室中去，三人一堆，五人一起聚在廊下，讨论时事，同学们脑后的发辫都已没有了，但剪发的痕迹宛然还在，像个鸭尾巴。我在那时已俨然成了一个革命英雄，同学们都来和我讨论。我把从上海带回来的革命小册子给大家阅读，其中《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都被写成真笔版，翻印出去。正在这时，听说南京的天堡城还没有攻下，上海已有敢死队去参战，各校也在组织学生军前去助战。这个消息一传出，我校马上发起参加学生志愿军运动。一时签名参加者非常踊跃，并相约不可告知家里，以免被人阻挠，我也签名参加了。于是大家去请计宗型老师领导出发。计老师听后，一口应允，但要大家先用体操木枪演习，候领到枪支弹药即行出发。体操教师郑密安曾进过陆军小学，每日召集我们在操场上练习，不料又有消息传来，说南京的抚台瑞激已到下关乘兵舰从长江逃走，南京已光复，推举出程德全为都督，学生志愿军没有出发的必要，我们只得偃旗息鼓，宣布解散。
　　就在这年冬天，我的父亲以肺炎不治逝世，年仅三十二岁。从此我就成为无父的孤儿。因为经济困难，我自知没有继续上学的可能，就想找一职业，适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招收几名排字房学徒，邻居小朋友钱念慈已得消息，决定前去投考。我听了怦然心动，拟和他同去。此事为我的姑母所知，表示反对，她并愿负担我在中学的学费，我才能继续在中学肄业。
　　我在中学毕业时和同学沈宝璋、许寿祖看到南京新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即去函索取章程，阅后，沈、许两同学决定前去报名投考，我又怦然心动，旋携了章程去姑夫家，适沈宝璋的父亲、嘉兴有名的举人稚庵先生在座，我申述我有志和沈、许两同学去南京报考，要求资助，稚庵老先生又从旁怂恿，我的姑夫即欣然应允，后我们三人同往应考，都获录取，为 毕生从事水利建设奠定基础。
　　五、母校的几位老师
　　辛亥革命后，嘉兴府中学堂就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因在清代，浙江省分设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等十一个府，而嘉兴列在第二，故学 校也以第二为名。
　　嘉中原以聘有名教师盛称于时，其中钱玄同、朱希祖、单不厂、陆祖谷皆文史界知名学者。当我进嘉中时，适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就把钱、朱两位聘去为大学教授。当时嘉中还有南社著名诗人高天梅教国文，但不久也离开学校，我在校时教国文的先后有陆祖谷、朱蓬仙、郑斐谌，教数学的有朱叔鳞、沈家康，教物理的为计宗型，教化学的为徐冕伯，教英文的有陈翰笙、王哲安。数理化教师都曾赴日本专修，学问精湛，最受学生尊敬。
　　我在中学学习英语，从字母学起，整整学了五年，到毕业时已能看懂英文报纸，写英文信。这要归功于王哲安先生。王先生是海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我国著名文史学家王国维的弟弟，那时我国学习英文，都采用英国人在 殖民地印度所用方法，把课程割裂为读本与文法两部分，读本教材选的大都是英国古典文学，文法的句例大都取自圣经或赞美诗。我们在课堂上只要一翻开教科书，就马上感到沉闷。但王先生却让我们读从英文《大陆报》或《密勒氏评论报》中选来的片段，都是眼前时事，明白易懂，用这种文句作文法分析，很容易弄明白文句的构造。初学英语常喜默读而不出声，王先生就要我们高声把字音读准确。王先生又介绍我购阅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英文书翰钥》，这本书讲的都是写信的方法和实例。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在写信中怎样称呼别人与自己，怎样向人问候，以及在信笺和信封上书写的格式。这些都是当时英文读本中所没有的。　　　我从幼时就喜欢学算术，一天有人要我母计算，每月初一吃核桃仁一个，初二吃两个，依此类推到三十日吃三十个，一个月究应需要多少个核桃。她屈指一算，就说共需核桃465个。我问她怎么算的，她说，因为把每月初一和三十相加，初二和廿九相加，一对一对日子加起来，其和都是31，一个月一共有15对日子，所以15×3l＝10×31十5×31＝310十155＝465。后来，我到南湖小学时，我父为我买来一本书，叫《算术难问三百题》，这本书中编选了三百个算术难题，没有解法，但有答案。我母看了，一个一个都计算出来和答案对比。我也跟着她一个一个做题解，遇到困难去问她，她只说：“自己去想，教了你，你就不会想了。”我后来学数学，遇到困难总记起她要自己去想的话。
　　我在中学，除由朱叔麟先生教三角学外，所有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微积分等都是沈家康先生教的。因为我进的是实科，所以学校里学的数学特别多，在高等学校里，我只重读微积分，学了微分方程与概率论。近年应用数学发展得很快，如运筹学，系统规划，优化论等都靠自学的。我对于数学，到老还很喜欢。1978年底，我在水利电力部工作时，曾发起编辑《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经过三年来，得到许多工程师和教授的赞助，基本上已经定型。分成四册，内容有六十九编，共三百余万字，定1983与1984年各出版两卷，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数学教授的褚一飞，是二中的同学，他也是这书的执笔人之一。
　　我在高小时，作文总不好，即使搜索枯肠也 写不满一二百字，而且内容干篇一律，不外“自古以来，什么什么”开的头，用“由此观之，什么什么”收个尾。一天，我们班里来了一位寄读生， 叫郁文通，是浙江富阳人，他给我看了他的作文簿，每篇都洋洋洒洒好几百字，而且文思如涌，层出不穷，使我钦佩不已，相处稍久，始知他很得力于梁启超所编《新民丛报》从此，我始喜觅：读梁启超文章，并曲意模仿，思路也就较前宽广 了。1938年在上海和高小同学朱宗恺(即朱大可)，时相过从，从他谈吐中，始知郁文通即是蜚声文学界的郁达夫。我投考中学，能被列榜首，我看是得郁文通的启发所致。
　　到了中学，读的都是远古文，我的兴趣不大；后由郑斐谌先生教以魏晋六朝文，始党清新可诵。郑先生给我看了《世说新语》及《六朝文紫》，及他所写骈文，我曾加以模仿，写小品文也居然清雅典丽，我在中学时白话文尚未兴起，学的都是文言文，故用白话文写作都是后来的事。
　　(据稿本打印件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