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区的北京路，原名塘湾街。据史料记载：“1860年(清咸丰十年)兵燹，甪里街弥望焦原，商贾咸集于城北塘湾街”。
　　北京路是嘉兴东北片农民进城的咽喉要道，繁华的商业街和京杭古运河依傍而过，河上船只往来如梭，水面波光粼粼橹声咿呀，一派绮丽的水乡城镇风光。明代嘉兴籍大诗人朱彝尊所写《鸳鸯湖棹歌》中曾有这样的描写：“秋泾极望水平地，历历杉青古闸西。夜半呕哑柔檀拨，亭前灯火落帆齐。”不仅是诗中有画，而且是诗中有音乐了。
　　北京路上老字号名店有好多，刘禾兴饭店、陆稿荐酱鸭店、震泰南货店，陶得快茶馆……其中杨九牧药酒店，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这倒不仅仅因我家常受乡下亲戚之托，去“杨九牧”购买药酒，亲戚们说是药到病除，蛮灵的，而是此店店堂里供着一尊半身石雕像，常要点燃香烛祭祀，我觉得很好玩。这石雕像是谁呢，故事还得从200多年前讲起。那时，嘉兴城北塘湾街上有一爿小药店“老同善堂”，而北方有一个郎中杨九牧正好行医到此，杨九牧对药店龚老板
说：“嘉兴城里城外那么多药店，你的生意怎么会好呢?我送给你几张祖传秘方，帮你发财。”龚老板听了，就一面请那郎中做坐堂医生，一面设置前店后坊，配制药酒和丸散膏丹。于是，杨九牧风湿药酒、景深丸、松盛丸、祛风丸、健虎丸、舒筋九等十几个品种相继推上柜台。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邻农村，特别是奉贤、金山、枫泾“八镇的病人都慕名前来求治，药店生意兴隆。再说，当时嘉兴出了一陈群，是历事康熙、雍正、乾隆的，每当乾隆南巡过嘉兴，总要召见起在烟雨楼联句作诗。钱陈群吃了酒，治疗脚疾，见效明显，便特地上一副对联：“功深九转丹成鼎，病在囊。”以钱陈群的名望，给药店带效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游医故世，龚老板饮水思源，便把药店招牌改称为“杨九牧老同善堂药酒店”以资纪念。他又特请名匠用石头雕刻杨九牧的半身像置放店堂中，逢年过节都要在石雕像前点燃香烛，供上几碗菜。这个家规，一代代传承下来，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石雕像被打碎丢到运河里为止。
　　杨九牧药酒店最后一代传人是龚鸣晓女士。我去拜访她时，只见78岁的她，虽然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她曾戴着“右派”帽子下乡劳动18年，历尽坎坷。她是龚家第八代传人，担任过杨九牧药酒店经理。龚鸣晓回忆说：“我小时候亲眼见到许多病人来治病，记得有一个从乌镇来的农民，患鹤膝风，是被人从船上驮上岸来的。他吃了我们的药酒，两个月后竟能自己拄着一根竹棒走进店来，真叫人高兴。”
　　龚鸣晓初当经理，专心向老店员学业务管理，从杭州延请医生来坐堂看病，亲自称药配方，开展邮购业务，委托各班航船送药下乡……忙得连睡觉也在店里，个把星期才抽空回一次家，颇有振兴实业之雄心。
　　可惜抗战时期，嘉兴城遭日本飞机轰炸，沦陷后更受烧杀抢掠之灾，弄得民不聊生。龚鸣晓全家外出逃难，归来之时，“杨九牧”前面的店堂已成废墟。正以为是山穷水尽之际，却忽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生机，守店的丁笙甫经理指着天井里两只反扑在地上的浸药大缸说：“这缸内藏有4000元银洋钿，你们可以拿去重振家业。”龚家人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不久，杨九牧药酒店东山再起，两开间的店面重新建造，里面的工场、住房、晒台重新整修，生意逐渐又好起来。每天，当一只只航船从四乡驶来，“杨九牧”柜台上便会忙得应接不暇。
　　“文化大革命”后期，停止了杨九牧药酒的生产，连这个店名也销声匿迹多年。改革开放后，“杨九牧”这块招牌重又出现在嘉兴城南的吉杨路上，以至如今还不时有人慕名而来购买杨九牧药酒。遗憾的是，今天的“杨九牧”再也不具备昔日百年老店的特色，其经营内容与别的药店已毫无二致，‘杨九牧”三个字也不再拥有自己特有的无形资产，并且正无奈地在面对人们逐日增强的淡漠和遗忘。我曾在现任俞经理的手中看见一本旧得纸张已薄如蝉翼、经不起多翻动的药酒和丹散的配方，这是百年老店惟一遗存的东西。
　　听到莱茵达公司在策划建造“嘉禾·北京城“的过程中很重视老北京路的文化特色，龚鸣晓不禁喜形于色，脱口而出：“真是杨九牧药酒店重新出现在新建的北京路上。”
　　耄耋老人龚鸣晓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北京路上，当今日老街已被夷为平地，其形象将在人们记忆中消失时，她也许会因告别老街浮想联翩而失眠，但也可能会在脑海中构思一幅北京路新的蓝图而兴奋。现任的“杨九牧”经理曾拍着那本药酒配方说：“只要条件成熟，随时可以恢复杨九牧特色药酒的生产!”我想，这一定也是龚女士的愿望，是许多患病者的愿望。

(作者为原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馆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