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兴　记　忆
	嘉兴的旅馆

旅馆又称客栈，老嘉兴人则呼为"栈房"。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嘉兴的旅馆是小而简陋，大多分布在宣公路、东大街、人民路、张家弄等几条街巷。张家弄拆建为勤俭路后，原先弄堂南侧的鸳湖旅馆(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代表曾歇脚于此)消失了，北侧的西湖旅馆仍继续营业，至七十年代中改为馄饨店。人民路旅馆最多，有七八家，我记得名字的是金星、东亚、孟渊。我家和东亚旅馆贴邻，记忆最清楚。那时的旅馆多为夫妻老婆店，东亚的老板娘是上海人，我们都叫她"李家阿妈"，长身而圆团面，是一位很富泰相的女人。她的丈夫比她年长十来岁，眉长头秃，我们叫他"李家公公"，"李家阿妈"则新昵地称他为"老和尚"。从我记事起，东亚旅馆已经"合作化"了，除了他们老夫妻俩，还有二三名服务员，其中有一位是从前商报馆里的编辑，谈吐不俗，修养很好，大家都尊称他"钱先生"。一次，我听到"钱先生"在跟别人说起浙江日报上的新闻报道，说到"可看可不看"时，很小心地欲言又止了。 　　东亚旅馆三开间二层楼，楼下正中一间客堂，摆设是长条几八仙桌，两边太师椅(一共六把椅子)，长条几上有一台自鸣钟，外壳是柚木的，很稳重。靠门边是一张很大的长方板桌，是用来换被夹里缝被面的。平时这桌上总是整整齐齐叠着三四床被褥，这是预备客人来多了在客堂里临时搭铺应急用的。东亚旅馆楼上楼下九个房间，床位不到二十，在当时旅馆中却算是大客栈了。来住宿的人，主要有国营单位的出差人员(采购、供销人员)和跑江湖的艺人、游医，农民很少，出门旅游者是闻所未闻。也有夫妻来开房间的，但为防止"野鸳鸯"，登记手续十分严格，工作证、介绍信、单位证明之外(一般旅客有其中一件即可)，尚需出示结婚证。因这样的缘故，旅馆倒是很干净，是没有脏病的。和旅馆并存的还有街道办的招待所，县机关也有招待所，分称"内招"、"一招"、"二招"。机关招待所，普通百姓是决不会去求宿的。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特别讲究，五六十年代，一个乡长(有国家工资)抽红金牌香烟(二角九分一盒)，农民在背后议论说：某乡长的手指头叫红金牌香烟熏得蜡蜡黄!从口气到眼神都羡慕不已，并把某乡长看作是高不可攀的上等人。 　　旅馆的老板娘都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亦通世故，在街坊上人缘不错。嘉兴在五六十年代有二十三家旅馆。如是有人把这二十来位老板娘的言谈举止及处世经验都记下来，那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东亚旅馆的老板娘"李家阿妈"，一天到晚说话不断笑声不绝。她于1964年夏死于乳房癌，大出血。她去得痛苦而又平静，临死前几天还见她坐在旅馆门口让一个跑街的梳头娘用两根绵纱线绞脸上的汗毛呢。 　　"李家公公"晚年回上海去了。有一事可记，他在"文革"初自己动手"破四旧"，把两件字画撕成碎片，给拾废纸为生的王大顺拿去了。王大顺贫苦无依，日常得到"李家公公"的看顾。这两件字画，字是晚清仿郑板桥的一副对联，四字句：大烹以养 ，小住 为佳。画是民间老画师作的"鹤鹿同春"图。因为王大顺把碎片拼拢后我去看过，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两件字画，是符合一个老派旅馆主人的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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