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兴　记　忆
	开　河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标语、口号频繁出现的年代。其中有一个口号于国计民生真正有益，并且是切实做的，叫"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时期，嘉兴几乎每年秋冬都要征发民工大规模兴修水利。我在乡下做知青时，就曾参加过三次治河工程，时间是1967年至1972年。第一次开河是在解放路长水新塘工地，由治水指挥部统一安排住在农校，数十人打地铺睡一间教室。编制为准军事化，班、排、连，连是公社一级的，排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班是生产大队以下各生产小队民工组成。民工以十天半月为一期，轮流当值，没有推委。以后两次开河，一次在城区帆落浜，一次在东栅镇，基本状况也是这样。乐意做河工的大致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农村中的鳏夫（娶不起老婆的），一种是知识青年。另有一些在乡下出名"好吃懒做"的，人数不多，有点像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游手好闲之徒，穿皮底鞋，嘴里镶颗大金牙，但人的本质却并不算坏。开河规定的十天半月一期，对于上面所述的人是可以松动的。我认识的几个老鳏夫，长年乐呵呵地奔波在治水工地上，原因无他，是国家有水利专款管吃管住呀。那时一个民工从乡下出来开河，自带二十来斤米，一捆稻草，一个被头包，一把铁搭和一副竹编畚箕一根扁担，不需交一分钱，就可以住下来吃公家了。吃是三餐米饭之外，每天有一块二两半重的红烧肉。这块红烧肉，在乡下叫"大肉"，稻草扎结，肥嘟嘟香酥可口。民工到食堂打饭菜时，厨子在碗里打一勺大白菜垫底，然后放上一块红烧肉，浇半勺浓油赤酱的卤汤。这在爱喝点酒的人，吃饭下酒都能对付了。在乡下有不少农家一年当中是难得吃几次肉的，知识青年多数不善安排生活，钞票"辣茄"（缺钱开不出伙仓）是常有的事，因此开河可说是冲着红烧肉而去。 　　开河主要是挖土挑土，当时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人力，工地上密密麻麻的到处是人。比较讲究技术的是砌石帮岸，缺少专业的石工，大多由民工中的心灵手巧者担承，砌成的帮岸和专做石匠的一样整齐、牢固、好看。 　　我在东栅镇开河（拓宽疏浚东栅港），记忆是最惬意的。工地报道员阿梁忙不过来，排长把我召了去，半天挖泥半天写稿，我一开手，中华治水排的报道在工地高音喇叭里就响个不停，排长兴奋得直搓手，连呼："精神原子弹，精神原子弹！"那时候的人注重宣传往往过头，回想起来是很可笑的。 　　民工每天有土方任务，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有集体任务。特别是连与连之间，那关系到两个公社，经常会发生土方划界的矛盾。这时知青中打群架出名并是头的人就派上用场了，充当矛盾纠纷的调解人，有时到工地上走一圈，不吭一声，居然纠葛就无形化解了。这帮人比报道员还快活，整天闲着吃红烧肉孵茶馆，也讲义气，能做朋友，是吃软不吃硬的。 　　我开河的地块岸上有户人家，很大的厅堂，每天下午三点钟有个老者坐在厅堂一隅饮酒。老者头童齿豁，但精神和酒量都极好。我称他"秃翁"。据秃翁自言，他做过一任国民党海宁县长，酒后常说些国民党官场腐败内幕给我听。 　　东栅开河民工住在茧站里，我睡觉的仓库可容一百来人，打地铺，在我的脚横头睡一镶颗金牙的，每晚必酒，吃到最后拿筷子头蘸肉汤，依然吱溜一下，吱溜一下，颇自得，真是苦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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