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兴　记　忆
	烟　雨　楼

我们从"小烟雨"下水，游到烟雨楼前，如果不立即打来回，就穿着湿淋淋的短裤光着上身跑上烟雨楼去。那时烟雨楼已经辟作"南湖革命纪念馆"，万福桥畔停泊着那条著名的革命纪念船。烟雨楼门厅(清晖堂)檐前挂着郭沫若题的"烟雨楼"匾，楼南檐则悬董必武所书匾。这两块匾，墨迹犹新(1963年12月，董老为烟雨楼撰书了"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对联，1965年1月又为烟雨楼题了匾额)，而一般人似乎对郭沫若题的匾更要注意些，因为郭沫若不但是现代文学史上享盛名的浪漫诗人，他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家和大书法家，那些年，除了柳亚子和毛泽东诗词唱和外，轮下来好像也只有郭了。我有一位初中同学爱好书法，因为崇拜郭沫若而特取别名"墨石"。现在烟雨楼已看不到郭沫若的墨迹了，对这位"唯上"、"善变"的大才子的冷落，也不只是烟雨楼而已，这是很值得寻思的。 　　那时游客去烟雨楼须从南湖渡口摆渡，每位五分钱，渡船方头宽舱，可乘坐二三十人，由一人掌橹一人拉绷一人立于船首撑篙，缓缓向湖心岛驶去。摇摆渡船的都是许家村妇女，说一口嘉兴本地话(语音接近南门头)，肤色黝黑而有光泽。她们走路的姿势是双脚有些向外撇，这是长年在船上生活(捕鱼种菱)的缘故。南湖于1934年后在东门狮子汇设公渡口（1959年将渡口移置今址），摇摆渡船的人当时都称"船娘"。我父亲的一位旧同事曾娶"船娘"为妻，解放后这位"船娘"改嫁，我曾见到过几次，人长得很壮健，工作也极勤恳，和传说中的"烟花女子"相去甚远。 　　从南湖渡口摆渡去烟雨楼花钱五分，我和我的同学是游水过去的，省下这五分钱心里多少有些得意。我上中学时祖母每天给五分钱零用，把两天的零用钱合起来可以吃一大包带壳花生米，如是看一场电影只需再加二分，去人民公园玩吧，门票是二分，剩下三分吃一个雪饼喝一杯凉茶，因此不花钱而白相烟雨楼真是拣了大便宜。然而，上中学时去的烟雨楼却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乾隆御碑、董其昌"鱼乐国"石刻、吴镇风竹刻石、蒲作英墓志铭，都只是一览而过罢了(这些文物古迹没有很好的文字说明，是难以使普通人发生兴趣的)；登楼远眺吧，烟雨楼说不上有多高，似乎所望也有限；倒是楼北的假山最吸引我们，钻山洞、攀山顶，玩了个尽兴。说来惭愧，我在南湖边上了三年的中学，从未领略到烟雨楼那种"似烟似雾"的好处。在很多年中，我一直颇信服从前嘉兴人过年摆果盘(俗称"洋盒"，圆形，中有多个小格，可放各种干湿蜜果，但客人一般并不随意取食)，被人取笑为"端出个烟雨楼来了"的说法，其意多少有些"虚应故事，如此则个罢了"在内吧。直到三四年前我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遇见小说家汪曾祺先生，才改变了固有的看法。当汪先生一听说我和朱樵是从嘉兴来的，脱口朗声道："嘉兴有座烟雨楼!"汪先生是被评论家们称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式的作家"，他并未到过嘉兴而熟知烟雨楼，我想应是从《陶庵梦忆》中来的。烟雨楼的闻名天下并不是乾隆的几首歪诗，而是明末张岱的一篇美文!我读到张宗子的《烟雨楼》一文，是在八十年代初，想想文章中写到的"涳涳濛濛，时带雨意，长芦高柳，能与湖浅深"这几句，大概风景之胜要有自然的派生，来一点野趣才好。便是梅村的名句："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红带一溪烟。"未尝说的不也正是这样一种意思。这样的境趣衬托着这样一座名楼，我对它的记忆就好像是托梦一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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