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兴　记　忆
	知青上调（上）

1965年秋下去的知青，由于有一个不成文的"三年为期"的说法，大多数人的心态还是好的；又由于都是十七八岁的年少之人，对于"三年"是怎样一个时间概念很模糊，脑子里也就不去多加思虑。九月间正是农闲，秋高气爽，乡下的景象是平和而悠然的。蓝天白云之下，金黄的田野，白亮的小河，灰色的小木桥，还有墙头刷成乌黑的农舍以及每家屋后都有的青翠的竹园，这一切看上去都很有诗意。我插队所在的白船浜，有时妇女出去削削草皮泥，在田塍各处拢成一堆一堆的，燃着火后烧成焦泥灰，以作壅田的肥料。这种工作男人是不屑去做的，而刚下去的知青一般是被看作半个妇女劳动力，因此也就跟着妇女去削草皮泥。但这样的活儿也不是经常有，大半的日子是闲着，在农民家烧山薯吃。以至有一天忽然发起愁来去问生产队长：老是没有活干，拿不到工分我们以后吃什么呀？队长笑笑，说：去，跟我到镇上茶馆吃茶去。 　　像这样空闲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从嘉兴传来消息说，和我们同样未能升学呆在城里的同学，有的进了街道办的劳动讲习所，有的去了工矿企业办的技校，他们多少都有一点工资之类的收入的。这个消息给下乡的知青不小的震动，有一种近乎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赖在城里还是有出息的啊。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持续了有大半年之久，随着"文革"的发生而无形消解掉了。文化大革命，嘉兴当然也是乱得一塌糊涂，下乡不下乡摆不上台面了，个人的生活前途也不去多想了。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总是厌恶"乱世"的，但"文革"头上的几年却似乎是一特例，绝大多数的人都像吃了兴奋剂，张开嘴巴拼命喊，拼命笑。直到1968年秋，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加入到支边、上山下乡行列时，另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年龄比较大的知青中暗暗滋生。这时，我们1965年下乡的早已过了"三年为期"，便以"老下"自居，管1968年以及之后下来的知青叫"新下"。并且还产生了这样的感想：像从前城隍庙墙壁上画的活无常，嘴里吐出一句"你也来了"！做人也罢做鬼也罢，反正大家一锅煮，失衡的心理终于得到了平衡。 　　人总是习惯趋同的，不管这"同"是苦还是甜。把绝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绑在一辆车上，即便是辆破车，倒是没有翻车之虞的。大家便又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 　　但知青问题毕竟是个问题。据1982年统计数字，到当年为止，嘉兴城镇安置知青上调就业为14520人，其时嘉兴城区人口为十一万多一点，以四口之家计，每户一个知青恐怕还是保守的。把这么多人放在乡下，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结婚成家繁殖后代都是大事体。1971年的秋冬之际，知青上调的门终于松动了。嘉兴首批上调知青中，大桥乡中华村占了三名，他们去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塔水泥厂做工人了。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也就从这时开始，虽然"扎根派"的叫声还很响亮，但已经没有多少人去理会了。知青之间见面总要问的一句"什么时候上去"的话，成了那时候的习惯用语，好比"上去"就是脱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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