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兴 记 忆

臧松年的"使酒骂座"
  臧松年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潦倒、形同求乞者,好饮酒、好使酒骂座。其实臧的使酒骂座是要打上引号的,他的"骂座"并非是胡骂,而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极左"而利用手中权力加害人的不学无术之徒,他骂起来是不绝口的"小政客,小政客"的。而对于处事公道的领导,他很尊重,也持之以礼。他是"右派",为这顶帽子很痛苦,我曾经看到过他写给单位领导十多份请求"摘帽"的申请书,言辞非常诚恳,反省自己"不该恃才傲物"、"不该有很深的名士习气",对自己的弱点看得很清楚。
  我认识臧先生是在六十年代初,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一天,我拿着一套(6张)苏州张星阶画的明信片去南湖书画社,他看见了问我花多少钱?我答:"一块二毛。"他听了嗬嗬一笑,说:"还不如给我喝老酒!"张星阶其时已是名画家。臧先生在南湖书画社负责鉴定字画图书,他最得意的事大概要数1964年间去海盐沈荡花四十来块钱收购到的明代人刻的《萝轩变古笺谱》了。这部"笺谱",后经上海徐森玉先生鉴定,为海内孤本,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1974年我和臧先生在一次酒后闲谈时,他说起《萝轩变古笺谱》,两手比划道:"从沈荡回嘉兴的轮船里,戴上老花眼镜对着太阳看'笺谱',妈妈的,才知道这可是了不得的真傢伙!"他说这话时咧开大嘴、瞪大眼睛的神态,至今仍使我难忘。
  臧先生在生活上是以不善安排出名的。他在担任嘉兴中心文化馆馆长时,月薪有八九十块钱,可是每月都要向馆里的工作人员举债,两元三元的不等。这种状况,到了被打成"右派"后更甚。按理,他成为"右派"后每月还有56元工资(臧对此常自谓:56元已是"骇人听闻"的啰),比一般工人多出一倍,是可以过好生活的。可是,臧真是太不会生活了,经常弄得衣常百结不说,有时为一二毛的酒钱,竟会向并不很熟识的人求助,因此常招致某些人的戏侮。一次,我向他提及这一点,他反应很平静,拉长调子缓缓地说:"囚首垢面过闹市啊。"
  但在臧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对他的境遇很表同情,据我所知,陈德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陈有"宋江"之称,臧先生曾带我去陈家喝过两次酒,在那里遇到金华先生,那时金先生落魄在乡间(金华自八十年代起,成为很有名的电视剧配角演员,片约不断),也很穷窘,进城来多数在陈家落脚。在陈先生处喝酒时,臧已患肺癌,但没有人嫌忌,他们这种老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完全称得上是"相濡以沫"、"生死以之"的。
  1975年整整一年,臧松年先生是在癌症的折磨下度过的。但即便在重病中,他仍日逐以篆刻打发所剩无几的生命,直到无力握刀为止。他刻的"韩良治印",磨掉重刻有十数次之多,每次刻竣寄一印拓给杭州的诸乐三先生(诸是他在上海美专求学时的老师),待诸先生的回信来后,他依据老师指出的不足之处再修改印稿,重新奏刀。他这样做,一方面确是出于艺无止境,另一方面恐怕多半是对老师执弟子礼甚恭的缘故。臧先生对自己的书法篆刻是很自信的,曾有某人持一付大饼油条、一小瓶白酒(二两半山茹烧)请他刻一名章。臧待那人走后,不客气地把大饼油条山茹烧通通吃掉,一边"骂座",一边把那方石章从南湖书画社隔柜台掷到建国路上。
  对艺术的输出须看对象,这是臧松年先生在那个时代里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惟一的一道防线了。
  我个人和臧先生交往比较多的是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天天替他买大饼油条或馒头等早点,曾看到他在病中自撰的墓志铭,用苍劲的魏碑书法写在一本《大批判》画册的扉页上,文字多有删改,惜未能记住。所幸吴闲亭先生处有一抄录稿,兹转录于下。
  君讳妥,字籍娄,山左密州良家子。性落拓,衣常百结,醒则读书,醉者骂座,不阿权贵,不趣时好,朋侪辈恶且避。君幼失怙恃,垂老悼亡,乖僻支离,或怜其无触。
  志其墓曰:少拜黄石,喜隐南湖,尝探骊龙,曾经沧海,产于琅玡,火于槜李。
  写完墓志铭不久,臧松年先生就去世了。时在1975年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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