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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占领嘉兴与“乙酉兵事”】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四月二十二日清兵入关，五月初二入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渡长江入南京，南明弘光王朝覆灭。六月初九日，清贝勒博录率兵至嘉兴，嘉兴总兵知府降清，清大军随即赴杭州。清军推进至江南后，实行高压统治，六月间发布剃发令，限令汉人十日内改弃明朝衣冠，剃发梳辫，宣称“疑迟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闰六月初五令到嘉兴，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威胁。剃发令及清军其他横暴行为，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湖州、嘉兴两府各县最先起义反清。闰六月六日，嘉兴民众千余人揭竿起义，推在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张起反清复明的旗号。主事者矫明潞王血沼聚众在天宁寺开读，两日内义军增至万余人。众人杀清朝委派的秀水知县胡之臣，又疾驰攻破嘉善县，擒清委知县斩于嘉兴三塔，附近各县也均于闰六月初十后纷纷举事响应。清军在杭闻讯，十五日回军攻男兴，屯兵三十里外，由于起义军缺乏有力指挥和作战能力，出击不利，二十五日清军韩岱部自城西攻城，炮击自午至夜，城墙被击坍一部。生员郑宗彝在市中袒背呼号，召集上千民众守城。二十六日陈梧自东城门出走，百姓相随，死者甚众，屠象美、李毓新死于?昆战中。钱棅则后来在震泽伏击清军时殉难。当日，城陷，清兵屠城。明大臣前吏部尚书徐石麒时在城外募兵，住在小船上。城破前，徐石麒在城下大呼：“吾大臣不可野死，当与城俱”，缒城而入，在城破时穿上朝服自缢而死，仆四人随之自尽。其他官员、居民自杀者也不少；留下的居民除年轻妇女被清军大批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
清兵大肆烧杀掠抢中，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天籁阁”的宝藏，尽为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所掠。民间流传的三塔血印和尚的故事，即是以当时清军的暴行为蓝本，记述清兵回攻嘉兴时掳掠妇女，关在寺内，被寺僧放走，清兵发觉后把寺僧烧死，血沁石上。后来清代修志时说是游卒所为。当时嘉兴濒于毁灭，查继佐《国寿录》说：当时“城中被屠，郭外数十里无人迹”。因嘉兴及各县起事在乙酉年，故世称“乙酉兵事”。顺治初宜兴胡山作《烟雨楼词》说：“乾坤龙战烽烟起……忽见义旗横zhui李……可惜一夕响呜笳，十万义师血剖(
)……烈焰高烧万井空，雨散烟消巨炮中。回廊曲槛只聚砾，画栋朱檐付祝融。……”。钱谦益《题吴巨手(
)斋诗》也说：“嘉禾城头降黑云，宣公桥上起霹雷……骨拒骸枝血流赤……华观琼台长荣获，几家高户无蛛网，是处空梁少燕泥……”。义师失败三年后，吕留良至嘉兴，所见仍是荒凉残破，面目全非，有诗云：“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路穿台树础，井汲髑髅泥，生面频惊看，乡音易受欺，烽烟一帐望，洒泪独题诗”。
嘉兴举义时，各县都随同起事。平湖推官倪长圩、在乡御史陆清源、生员马鸣雷等聚众数千人，杀清县令，援嘉兴，嘉兴城破后，退县自保，被清兵袭败，倪陆出走，马鸣雷殉难。海宁亦起兵，在乡观政进士俞元良主饷，僧人隐石为先锋，攻崇德，在长安隐石力斩清将黄总千，声势大振，义师集五千余人。七月初八日，盐官城被清兵攻破，俞元良被害，子女均自杀，城中自杀者相继，清兵杀千余人，被劫去妇女三百余人。同时，举人周宗彝及弟启琦起事陕石，僧隐石归为其先锋，聚众千余人剿匪抗清。八月十五日，清军攻硖石，义军失败，周全家十七日投水自尽，后周本人投海死。海盐明参将陈一诚暗中投降清朝，残害义军，军卒韩万象号召二千余众，于七月十九日攻入海盐县城，追斩陈一诚，渡至浙东。[顺治四年(1647)正月，韩万象自浙东反攻澉浦，手斩清兵30余人后牺牲]在嘉善、吴江地区则有吴江进士吴日生及孙兆奎等率领的义军数千人，屯兵长白荡，所部皆有白布缠头，称白头军，嘉兴朱大定为监军，出没太湖三泖间，控制嘉善，打击清军。至顺治三年，境内反清军事活动仍此起彼伏，吴日生受挫后复振，浙东明鲁王政权封其为长兴伯，联络浙西诸军，图谋大举。崇德吕宣忠(吕留良之侄)年二十二岁，有谋略，被明鲁王任为总兵都督金事加扶义将军，在太湖佐吴日生活动。三月，吕宣忠与清兵大战于烂溪。五月，吴日生至嘉善与倪抚孙璋等议事，为清军所获，不屈，殉难于杭州，吕宣忠削发入山后被捕，慷慨就义，留有遗诗四首。顺治三年，浙江鲁王政权计议渡杭州湾出击浙西。四月，派王正中率师渡海盐，破澉浦。五月，朱大定、陈潜夫、黄宗羲、查继佐等率军渡海会师，扎海盐谭山，因浙东兵溃乃还。后朱大定殉难于嘉兴。以后境内反清活动延续十余年，慷慨赴义之士亦前仆后继。
【清初的高压统治与文字狱】
清初，东南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太湖地区及浙东抗清失败后，舟山及福建抗清武装有时仍进入境内，杭嘉湖与郑成功所部海上贸易者亦不绝。清顺治四年(1647)、九年、十一年，海上抗清武装兵船均曾在海盐海滨登陆，与清军战斗，十一年之役海盐县令被围于蓝田浦，几乎被擒。为了隔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及其他反清力量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三年宣布海禁。十八年，下迁界令：强迫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滨海居民内迁30里，立界石，寸板不许下海。沿海30里内，坠城郭，烧庐舍，居民流离，造成严重灾难。现在嘉兴城区东栅乡的有些居民祖上原籍浙南温州，是在迁海时被流徒至嘉兴的。境内沿海村镇虽不在迁海范围之内，亦设立边界，设兵戍守，界外禁止居住、捕捞与养殖。海上贸易更不能公开进行，乍浦一度成为荒凉村落。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郑克(
)投降后才开禁，许民出海贸易捕捞。
在嘉兴一带，清廷派驻重兵防守。雍正六年(1728)诏令驻守杭州的八旗军副主官杭州满洲副都统率领满族、蒙古族旗兵1800人移驻乍浦，设副都统署，从此乍浦成为省一级的军区机关所在地，雍正的用意固为加强边防，训练水师，也有威慑嘉属，防范汉人的目的。
清初，皇帝十分注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思想统治。一方面对汉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如康熙十八年(1679)在北京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全国的“名士”50名，俱授以翰林院官职，令其纂修明史和研讨文学。嘉属各县取录了朱彝尊等4人。康熙、乾隆两帝均多次南巡，途中对汉族知识分子予以种种优遇，在嘉兴吟诗、题匾、赐字，表示“满汉一体”加意笼络。另一方面，实行文化统制政策，对任何反满思想都进行严历镇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曾大兴文字狱，见于记载的有七八十起。康熙、雍正两朝发生的四起重大文字狱，两起发生在嘉属地区，一起牵连嘉兴。这就是：
庄廷(钱)“明史案”
康熙二年(1663)，湖州富户庄廷(锐)编刊明史，其中直书满洲史事并有指斥满人的文句，且用南明年号。后被人告发，已死的庄廷(拢)被戮尸，当时受牵连近千人，被杀的有72人，充军远方的有数百人。海宁查继佐在明末清初曾组织义兵抗清，明亡后，在杭州聚众讲学，并编撰明史，也因庄案被牵连入狱，据传因两广提督吴六奇与查有旧，经吴营救得免。
海宁查嗣庭案
发生于雍正四年(1726)。雍正四年九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主持江西乡试，出题中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题“其旨远其辞文”；《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把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庭嗣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42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氵云)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照)、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躁)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人记载多说查嗣庭乡试出题为“维民所止”，被人告发：“维止”二字是雍正头，因而获罪，与史实不符。)对查嗣庭案，雍正帝下谕旨十几道，宣示查的“罪行”。当年，他派出浙江观风俗使，到浙江检查监视，加强思想统治，十一月间下旨：“浙江士习敝坏……停其乡会试”，对浙江知识分子仇视，并加以惩罚。
吕留良案
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崇德县人吕留良，具有浓厚的反清思想，明亡后拒不事清，削发为僧，曾著书立说，提倡反清复明。吕卒后46年，湖南人曾静读其书，受其影响，于雍正六年派弟子张熙入陕，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案发，雍正帝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剖棺戮尸，其子葆中亦被戮尸，幼子毅中斩立决，族人门生被斩首、充军宁古塔或发为奴婢，吕氏家产充公，著作均被禁毁。雍正因吕留良“陷溺狂悖”，又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颁示天下，除为自己的品德辩护外，重点是反驳吕留良的反满思想，强调“华夷无别”，宣扬满清皇帝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在这篇长文中，他透露当时有传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更反映了他对杭嘉湖地区有猜忌和疑虑。雍正还利用佛教，推行其统治，十一年下令将嘉兴报忠寺(旧祀有影射明崇帧帝的朱天君)改名为觉海寺，拨银重修’。次年亲书寺匾，并赐给檀香观音像。僧悟修禅师死后，立骨塔于嘉兴东北郊芦山庵，雍正亲书塔额，并颁祭文刻石。
【康熙、雍正时的赋税改革和整顿】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后，宣布仍用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于顺治二年(1645)，将嘉兴等府的白粮民运改为军运，又于六年将漕粮的军民交兑，改为官收官兑，这两项措施使嘉属农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清政府还宣布免除一切杂派和明代的“辽饷”等三饷。但由引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军需烦繁，嘉兴地处用兵要冲，因而官府依然横征暴敛，杂派层出，兑漕、力役任务既重，流弊更深，“无日不追呼，无时不敲扑”，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一书留下了惊人的记载。顺治十六年三月，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牟某，所出的力革十大弊告示中也说：“尔浙奸蠹积弊，祸国殃民，十余年来牢不可破”，“各属积习相同，大约嘉禾为最”，“贪官污吏，不恤民瘼，不尊宪令……血比见年(拷打轮值收催赋役的农户)、签点民解(派农民解送粮赋)、滥派工食、酷勒公费及外贴、对支(额外征派)、科赃藐法……瞒天作虚，流毒万姓”，可见当年赋役黑暗之一斑。
清朝统治者看到赋役混乱对长久统治不利，遂逐步大力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宣布：以上年全国银丁额为准，以后添丁(人口增加)不再多征，称为“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了康熙的政策，于元年(1723)七月，排除干扰和反对，向全国发布沼令，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丁随地起”，一切赋役按地亩计算，摊入的丁银称“地丁银”。“摊丁入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无地或少地的民众免除和减轻了人口税，纳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封建国家对人身的束缚减弱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雍正在田赋征收上，针对积弊，也提出“火耗归公”，耗羡纳入正税等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嘉兴，田赋改革于雍正五年即责成省县充分讨论，九年立碑公布一系列举措：(1)废除粮长、“现年”、“户首”等代办粮赋的农户，及“里书”、“管图”等中间作弊的吏员，由政府直接征收；(2)编立“顺庄”征收办法，使田亩、粮户、赋册一致，依次征收，杜绝“飞过海”、“瓜分”、“诡寄’’等逃避负担的现象，外县人田地(称寄庄)由佃户就地代为完粮；(3)改善田地产权转移过户办法，凡典卖产业要立即过户，严格推收，舞弊者处死；(4)严禁一切征收人员勒索，革除一切银米需索及酒饭船钱歇宿费用等陋规，违犯者处死；(5)永定由单之法(严格实行征粮通知书)，开征前须向农户颁发按田亩税则算出的有纳税额的“易知由单”，无由单不交税，不许浮加暗派任务，索要单费或扣单不发；(6)革除重耗之弊。征粮火耗(原指零银铸块时的耗蚀补偿，后成为正赋外的附加)，嘉兴、桐乡两县每两正赋各6分，秀水、嘉善、石门、平湖各5分，海盐7分，并入正税征收。“敢有多索厘毫告发处死”。这些办法，当时确曾雷厉风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使田赋征收的弊端受到抑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最主要的是国家财税收入增加，为乾隆初期国家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清初诸帝也比较注意人民疾苦。雍正五年(1327)十月下旨将嘉兴府额征银472900余两减免十分之一，“永著为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临时减免嘉兴府税银或给以贩济有60余次，临时豁免漕粮一年有4次，唯漕粮总额概不在减免之列，漕运负役始终沉重。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修海塘】
明末清初，杭州湾沿岸海塘年久失修，坍塌溃坏，险象丛生。境内潮患以海宁沿江为烈，“江水海潮尽归北岸”，猛烈冲击，土柴塘面临全线崩决危险。清廷极为重视浙西塘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修塘列为国策，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派遣元老重臣实地主办和督工，在杭州湾北岸，主要是海宁境内大规模兴修海塘。为了加强抗潮能力，康熙末年浙江巡抚朱拭总结明代经验，在境内老盐仓险工地段，试修鱼鳞大石塘。雍正时期，潮灾猖镢，十一年(1733)雍正派内大臣海望、闽浙总督李卫实地考察后，作出全面改建海宁沿岸柴塘为鱼鳞大石塘的决策，雍正帝沼示：“如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费努千万不必惜”。十三年命两河总督曾筠总理塘工。十三年七至八月，雍正为海宁筑塘事四下沼旨，又命大学士朱拭为钦差大臣星夜兼程，驰往海宁，统筹指挥。至乾隆二年(1737)筑成海宁浦儿兜至尖山鱼鳞大石塘5900余丈。乾隆登基后执行前代国策，继续大兴塘工，至乾隆八年二月完成老盐仓一线鱼鳞大石塘，共6097丈，以后乾隆六至浙江，四到盐官，察看塘工，亲自指挥，经过一些曲折，于四十五年又决定将老盐仓最难改建的一段柴塘改为鱼鳞大石塘，命大学士阿桂、南河总督陈辉祖、工部侍郎杨魁等履勘督修，终于四十八年七月建成鱼鳞大石塘3940丈，至此沿江全面建成鱼鳞大石塘。此后，从江苏金山境起至仁和县(今杭州郊区)杭州湾北岸全线248里均建成色鳞大石塘。此外，在宁、平、盐还兴建了许多海塘工程。修建坚固耐久的鱼鳞大石塘代替土柴塘，是海塘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在世界防御海潮的建筑工程中也是值得称道的。它有效地保障了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安全，对杭嘉湖苏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乾隆时嘉兴进一步繁荣】
清代自康熙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不断好转，社会比较安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新的发展。乾隆年间，杭嘉湖的丝绸业进入鼎盛时期，农村到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兴盛。嘉兴一带织绸的生产效率和工艺水平都有很大改进和提高。濮院一带丝绸日出万匹，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都在此设庄采购。当时，有诗云：“近来风气学苏州，热闹真如大马头，南北两京十三省，满装行李置花绸”。除老蚕丝产区外，又兴起一些新的产区，如嘉兴新塍镇北的大张圩(今属桃园乡)，这时也蚕丝生产贸易兴盛。《新溪掉歌》咏曰：“大张机即九张机，花样翻新作嫁衣，半夜橹声惊雁起，卖绸船自舜湖(指吴江盛泽)归”。
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以后，乍浦被列为镇海关十五口岸之一。到乍浦通商贸易的境外商舶，远及日本、琉球、安南、暹罗、爪哇、吕宋、文郎、马神等国家和地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实行信牌制度，使处于有利地理条件的上海、乍浦成了对日贸易的中心港，南京、宁波、厦门以及印尼、广南(南越)、东京(河内)等地船只纷纷从乍浦出航赴日本。乾隆二十二年(1757)《乍浦志》云：“今国家既弛海禁，珠香象犀玳瑁之属，贾胡囊载而至。南关外灯火喧阗，几虞人满”。乍浦港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起，又是我国赴日采购铜材的主要进口港。据日本《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载，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间乍浦进口的各种日本铜材达6，677，518．1公斤。在出口日本的商品中，有中国书画及笔墨纸张。第一部进入日本的《红楼梦》，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南京王开泰“寅二号船”从乍浦运至日本长崎的。当时乍浦的国内贸易也很兴盛，沿海福建、广东等省的木材、蔗糖、靛青、木炭等大宗产品也都以乍浦为集散地；各地商人纷纷在乍浦建立地区性或行业性的会馆、公所，至道光年间，此类馆所多达十余处，乍浦一镇建有天后宫五处，可见海运之发达。嘉兴城内市况也更加繁荣：“宏文馆前直街，自韭溪桥至西埏桥趁集者列肆市中，百物辐辏，喧哗杂杏，昼夜不绝”，“城隍庙趁集……百物俱集，茶坊酒家，至不能容膝”(上引见《古禾杂．识》)。清代境内人文荟萃，文风鼎盛，朱彝尊、张履祥、查慎行、陈确、谈迁、陆陇其等成百上千名人学者，如灿烂群星，辉耀祖国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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