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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民垦荒，城乡经济恢复缓慢】
太平天国失败后；嘉兴城乡残破。全府人口由道光十八年(1838)的293万人下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94万人；农村土地荒芜，约有半数以上的田地无人耕种；城池成为废墟，各项设施毁坏殆尽。同治三年夏嘉兴被清军收复时，知府许瑶光曾作诗多首，描述嘉兴之荒凉破败：“我自杭州来禾郡，沿途二百里无人家，但见石垒峨峨据关隘……白骨侵水横卧沙”；城中“屋破人归少，烧多草长疏”，“昔日名城今瓦砾，青草蓬篙助寂寥”，“华屋一炬付”；农村“鸳湖兵火色凄凉，千村万落连饥荒”；海塘决堤，“更怜海塘缺，斥卤苦溪鱼”；文物毁灭，“今年秀州居，城中无片纸”，整个嘉兴一派萧条。清官府进行恢复工作时，除号召流离在外的业户还乡生产外，主要是招徕外籍人来嘉兴开荒，“听民自垦，宽其田赋”，允许外来农民垦复无主荒田，收获归己，只交地方捐税，不纳国家粮赋。于是，先有本省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籍的大批农民前来垦荒，续又有河南、苏北等籍外省人前来，随后清政府又裁撤一部分湖北、湖南籍的兵丁，就地在嘉兴各地安置务农。外籍农民(当地统称客民，俗称客帮人)的大量涌入，对嘉兴各地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城乡设施也作了一些兴建修复，同治三年和同治五年，修复了府城和石门县城；同治五年，兴建嘉秀育婴堂；同治九年，修整南湖里的建筑，新建八咏亭；光绪元年(1875)，全面修复嘉兴至苏州、杭州的塘路，修建和重建城乡桥梁52座；是年还修复坍塌缺口的海宁、海盐海塘；光绪十五年前后重建楞严寺、精严寺。但城乡面貌恢复缓慢。
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奏报：杭嘉湖“被兵较重，田土荒芜，虽经设法招垦，而土著归来无几，外来客佃亦复寥寥，并因抛荒日久，土性凝结，竭资耕作，得不偿失”。同治十三年六月，大臣彭玉麟奏报朝廷：浙江仍有荒田极多，至今未垦。早一年《申报》也报道说：“被兵以来迄今十有余年，嘉兴府属几县之田，荒芜者十有三四，不但原荒之田未能垦熟，且原熟之田，亦渐次将荒，农民之本(资金)不足也”。至光绪六年(1880)前后，嘉兴县仍有20％左右田亩抛荒。嘉善县原额田亩6030顷，至光绪二十年，实种才5170顷，只占85％。战后农民特别是佃农生活每况愈下，天灾频仍，吏治腐败，钱粮苛重，农产品价格不稳，农民难以度日。同治十二年九月，署名“鸳湖映雪生”者撰文于报端说：嘉兴“好田亩不过收一石数斗，租额一般一石，少亦八九斗，农人(佃农)经岁勤劳，所余不满五斗，已难度日，乱后又(实行)着佃交租，仍还半租(代地主交田赋，再向地主交半租)。农民受苦更深。”“兵戈之后，农民疮痍未复，不唯无可典质，而且借贷无门，谷价尤贱，工本尤钜，农财已竭，农心已倾！”光绪九年，兽疫流行，平湖死牛以万计，田地荒芜；光绪十五年(1889)，连降大雨三个月，水灾严重，粮食只收二三成；光绪十七年，疾疫流行，病者十死六七；光绪十八年，蚕丝“烂贱如泥”(每丝一两只售一角多)，农民只得典于当铺。城市商业多数年份均不景气，光绪十一年(1885)嘉兴店铺年终倒闭者“十之二三”。
【田赋沉重，农民报荒遭镇压】
逼加嘉兴征额酿成“查荒”大案
嘉兴府田赋原正额银58万两，粮59万石，耗费与附征之数约与正额相当。太平天国战后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粮食征收只能完成6—7成，十数年中逐渐增加，年运送漕粮约三十七八万石，已感任务十分沉重。但浙省当局仍尽力榨取，要求嘉兴提高完成成数。光绪六年(1880)四月，浙江巡抚谭钟麟派道员王荫樾等数人前来嘉兴查荒，名义上是调查荒废垦复应起征的田地多少，实际上是逼加征收数额。王等撇开地方官员，在弘文馆调集全体庄书(经办田粮的吏员)勒逼施压，动用刑罚，硬退他们提高额数，具结画押，众庄书被逼无奈，表示愿完成原额八成九，王等向上邀功心切，坚持要他们承认完成九成六，相持不下。消息传出，乡人明白增加的粮赋必然摊派到贫苦农民头上，负担更为加重，遂纷纷至弘文馆跪地举香请愿，请王等下乡实地察看荒情。王等恶言斥责，随从人员举刀向乡人威胁，激起众怒，遂围拥拉扯王等三人出城勘荒，拥至南大街附近，被知府策马接回。王连夜回省向巡抚哭诉，谓被秀水县令廖安之策动乡民殴伤。巡抚谭钟鳞即调遣楚军800人，拉夫扣船，连夜赶来嘉兴镇压，拘捕多人。北京清廷闻奏于四月十六日下沼，指斥嘉兴农民竟敢“邀集多人殴辱官长，聚众入城，抄毁衙署，此刁风断不可长，饬密拿首要各犯，从严惩办”。嘉兴知府许瑶光同情乡民，向省力陈：王荫樾等不进行调查，指荒为熟，勒逼增额，以致激起民变，责不在民；而廖安之到任仅半月，实无操纵乡民可能。省不肯听从许的意见，竞将不肯附和的廖安之撤职，许瑶光亦自请解职，去杭听候处理。许离职时，嘉兴士民沿街摆香案送别，有些人追舟远送百数十里，有人拾清水一缸，明镜一面，喻许为官清似水，明如镜。嘉兴此案震动各方，上海《申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评浙江当局，同情嘉兴农民。嘉兴被逮捕的数十人押杭刑讯，开审数十堂，终未查出主使和背景。光绪八年，谭钟麟调任，后任陈士杰考虑舆论，对此案低调处理，命许瑶光回任嘉兴知府，在押乡民12人，1人已死在狱中，其余11人均以凌辱官长罪杖一百，充军三千里外。王荫樾心有不甘，两次京控(上北京告御状)，后被以无理取闹由吏部议处。王荫樾来嘉时，曾传省令嘉属各县一律将旧报荒田减免数改为熟田起征，各县均表示：“积荒未复”，“碍难遵办”。唯有嘉善县令因即将离任，应付上官，照省的意图增报粮额，事后各县均未增粮额，独嘉善赋额抬高。
这一时期田赋实际征收中弊端重重，农民苦不堪言。前述鸳湖映雪生文中曾揭露：“自兵燹以后，田亩既多荒芜，书差反得上下其手，每岁造报荒熟，遇有情面贿托，即以熟报荒，所求(索贿)不遂，以荒报熟，联络圩长，图长为其羽翼，以肆其贪，小民亦无敢控告。秋间各庄书开支使用，按亩勒收，少则数十文、多则百数文一亩，米则亩敛一升二升，不得其欲，凶于虎狼。”光绪元年(1875)二月，御史王荣(王宣)折奏揭露杭嘉湖粮政弊端：“漕粮折色(代金)任意定价，以所收之钱(高价)买米(市场价低)意图赢余差价；民人以米易钱既苦不便，而整数斗之米(的售价)，不足纳足一斗之折色”。又桐乡等地“私设样盘，定为(收米)标准，一盘多收一斗，以此浮收强取”。为此嘉兴府于当年曾通令桐乡等县革除样盘，并立碑示禁，但征收吏员随即另出花样，依然浮收。每年兑漕，农民都受气受欺。光绪十五年三月，嘉兴仓廒浮收，普光寺农民向仓吏质问，竟被拘捕监禁。
清廷对嘉兴钱粮催收催运毫不放松，光绪十二年(1886)秀水正任知县朱启凤因征收不力，未完成成数，被革职留任，带罪征收。
农民报灾荒惨圈镇压
同治、光绪年间，海塘破败，水利失修，天灾频仍，农业失收。农民向官府报荒，希图减赋或要求救济，官府漠不关心，压榨如故，甚至横加镇压。同治十二年(1873)，嘉善发生水灾，胥五区乡民赴县署跪在辕门前燃香请愿，被知县斥责，农民激愤，推翻公案；光绪元年(1875)水灾，八月间，嘉湖农民数百人赴省藩署请求派员查荒，适藩司卢某游玩回署，农民向其跪求，卢竟咒骂农民“心术太坏，应受上天惩罚”，并扬言要对农民严办，拂袖而去。光绪十五年大水灾，竟发生官府惨杀平湖报荒农民李二、彭阿信等事件。是年，湖嘉苏松水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七月下旬至十月间，洪涝泛滥，遍地汪洋。先是七月底海潮怒啸，漫堤而过，海宁州治(盐官)城墙一部被冲倒，城内水深丈余，海潮席卷下塘河区域；海盐县城被狂涛包围；湖州、长兴太湖苕溪决堤倒(坍)，村庄漂没，人死甚众；桐乡、崇德陆地行舟。接着降雨三个月，嘉兴、平湖、嘉善农村田路不分，尽成泽国。是年，早晚两季稻作遭灾，秋粮基本无收。学者俞樾(曲园)自杭州还苏州舟中作诗说：“长川浩浩浑无岸，野水滔f舀乱入田，临流不少参天树，今日看来仅比肩。”嘉兴官员对严重灾情无切实措施，知府宗培九月间一面去城隍庙拈香祷晴，一面在府内传戏班演戏。十月初，见天不放晴，竟派洋枪队向空中放炮，企图驱除乌云。府县均下令禁止屠宰，求神减灾，但九月二十一日报荒农民误入秀水县署厨房，只见满厨鸡鸭鱼肉。天久不放晴，秋收无望，而征粮告示照样发布，农村人心浮动。中秋日，嘉兴数百名农民持烂稻头跪在府县衙门口请愿；九月下旬后，乡民入城报荒者无日不有，数千人天天跪在署衙前，“纷纷递呈请赈”。据后来刑部掌印给事中向朝廷参奏；嘉兴知县王元普“对民告荒呈词一律批驳，并将代书(写状人)拘押，以绝写状之人，己则饮(酒)赌(博)如故”，“又于未奉恩旨前漏夜赶造粮串，希冀开征(企图在朝廷减免令下达前收起一部截留归己)”。九月二十一日，新塍米行被抢数十石，府城南门糕团店糕团被请愿饥民吃光。浙省当局甚感恐慌，十月十八日藩司出告示威吓：“刁徒伙众抢夺、扰官挟制、喧闹辱官者斩立决，从者斩监候”。十一月中旬，平湖发生闹荒事件。该县李墩佃农四五十人持烂稻穗赴县告灾，跪香请求免粮，遭到差隶“刑驱鞭扑”，引起灾民激愤，大量乡民拥入县署，将县令吴佑孙推倒并撞毁公案。事后清兵出动弹压，捕获为首者李二、彭阿信等五人，连夜解往嘉兴拘押转省审讯。彭阿信系中途随众人入署跪香，只因与知县争执也成主犯。他年仅l7岁，三房只此一子，平湖士绅15人联名具保，被知府宗培驳斥。诸人解杭后不数日，李二即被巡抚崧骏以“借灾聚众，哄堂辱官”罪名斩首，并将首级传送平湖“悬竿枭示”，布告全省。彭阿信虽“尚无同谋情形”，但因“入署哄闹”，也判“绞监候”，秋后处绞刑。其余三人“随同往看热闹，但当彭阿信等哄堂面求之时，轨敢随声附和”，也各杖一百，发配三千里外。对农民减赋的要求，该抚在向朝廷奏报时说：“应勿庸议”，不予理睬。十一月二十八日，嘉兴县令也派人下乡捉拿闹荒人员。十二月初，嘉兴、秀水两县又有数千农民赴县请求免粮，王店乡间有数百灾民乏食结伙行乞，都被官府派人弹压驱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逢灾年，米价腾贵。五月间，嘉兴新篁镇乡民聚众向米行抢米。
【军政腐败，社会混乱】
吏兵横行，风气败坏
清末，地方官多昏愦腐朽。光绪三年(1877)，嘉兴县知县罗子森等人参与审理杨乃武一案，讯办不实，助成冤案，被革职。同年八月，曾任嘉善县署门丁的刘文(
)蒙混欺骗，捐款买官，官至江苏盐运使衔、道员用、候补知府，成为官场笑柄。光绪八年，浙江候补知县竟有600多名，清政府规定州县出缺，轮班署任，首先是正途出身、朝廷任命的，其次是有功绩应予酬劳的，再次是委任和试用的。在此种制度下，嘉兴、秀水等县知县多半是半年几个月一任，即使是正直之士也无法求治，因此大权旁落，听任吏员和差役横行地方，玩法舞弊。光绪二年(1876)捉船案件是被揭露的一例。同治三年(1864)清军重占嘉兴后，嘉、秀铺户及航船业，按月“帮贴”官属雇船用费，虽无公差也依旧补贴，十年之中，为费累万。但每逢公差，差役还要截用民船。更多的是，两县差役以应差为名拦船勒索。他们常守候嘉兴府城河口栅外，见有商船、民船、农村购物船，便假称有差，任意扣留，勒索钱财，对装运大宗或贵重货物的船只如卖丝船，更是百般为难，尽量敲诈。船客迫于无奈，只好出重金求其放行。外地贫穷乡民途经嘉兴，人地生疏，被扣留后只好脱衣典质，有的以致饥寒成病。对重病请医船和夜间请接生婆的船，他们也丧尽天良，您意留难，害死人命。因此“凡有棚之船皆视嘉郡为畏途”。府县也曾查禁，但他们结伙对付，常匿船误公，挟制上官，以致难以禁止。地方人士认为：“兵燹后十数年，嘉兴城市仍然寥落，差役横行，勒索航船是其一因。”光绪二年，嘉兴士绅向省控告，浙江当局通令不准扣船，立碑永禁，此风才得以稍敛。
由于军纪松弛，兵丁也横行无忌。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海盐巡盐炮船兵丁去武原镇购物，无理殴打店伙，引起全城商店罢市。光绪二十年，驻防兵卒在府城北丽桥大批捉船，运输船尽被捉去无偿使用。
同治、光绪年间社会风气败坏，烟(鸦片)、赌、娟流毒城乡。自咸丰七年(1857)清政府弛禁鸦片后，浙省及嘉兴种植、贩卖鸦片者日多，城乡吸食鸦片者日众。光绪五年(1879)嘉兴成立洋药局，每箱烟土抽税银25两，抽税后受官方保护，即为官土，行销无阻。光绪十一年，秀水县出告示保护鸦片商，每商只须年捐银24两就可颁票合法，禁止任何人向其勒索、强买、赊欠，居然也勒碑示禁。光绪十三年，嘉兴撤消洋药局，烟土商可自行买卖，只须向厘捐局交捐。当时嘉兴鸦片商店很多，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申报》登载：“广(州)潮(州)帮在禾贸易者甚众，唯尽业烟膏”。光绪中期，嘉兴城乡鸦片烟馆林立，府城及嘉兴、秀水两县约计有300余处，甚至出现鸦片烟摊。“穷民以数十洋之资本，购货(烟土)三五件，在门前剪售，或自行煎膏售卖”。光绪二十七年，嘉兴府城日销烟膏达607两，新塍一镇日销也有239两之多。府城鸦片烟馆都设女招待烧烟陪吸，就连偏僻的西塘镇虽“多小烟馆”，也“雇用少年女子待客”。
与此同时，城乡赌风猖狂。光绪中期前后，知府、知县几乎无日不出动捉赌，然赌风日炽。大的赌场均有枭徒枪船武装护赌，匪徒白昼设赌，夜间抢劫，官府只能捉获小赌徒，对团伙无力究办。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每年正二月间，江苏震泽、嘉兴新塍等处枭船云集，多至三四百艘，武装护赌，合股分帮，各树旗帜，赌场、烟馆、娼妓畸形兴旺。硖石镇边赌场连绵数里。
此期间娟妓也增多，多以船为卖淫处所。府城东郊塘汇镇前常停满妓船，南湖、三塔等地也常有跳板船、丝网船招揽嫖客。
枪船枭徒猖摄
枪船系太湖地区的武装势力，多“以尖头小船架枪其上”，因称枪船。盛于太平天国时期，盛泽、新塍、嘉善北部，“数逾万千，土匪地棍，以强为胜，行船驾桨，自成党羽，日则赌博，夜则劫掠，大为民患。”初时在清军与太平军之间保持中立，割据一方。后潜通清军，攻击太平军，经忠王李秀成周密布置，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一夜之间歼灭其主力。残部遂助清军为恶，首领卜小二、周永年、沈牌士等助清军攻掠嘉兴各城镇，向农民反攻倒算。清军重占嘉兴后，枪船再无利用价值，据左宗棠指示，嘉兴知府许瑶光捕杀其头目80余人，收缴枪炮千余杆，枪船瓦解。光绪四年(1878)以后，枪船经十余年潜伏，又死灰复燃，于吴江、嘉兴一带继续作恶。这一期间，清官府利用枪船巡缉私盐，反使他们与枭徒相结合成为大股武装帮伙。枭徒原指贩卖私盐的人，其中多数是奉贤、金山、平湖沿海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或自煎自晒或购盐贩运，越境冒险偷卖，牟微利为生，官府对之严厉镇压，其情可悯。太平天国后果贩队伍扩大，除不少无业失业游民参加外，并有大量裁减的清军兵丁和漕粮水手及来自苏皖等省土匪流氓结伴为枭，一些帮伙也确实扰害民间。当时活动于嘉兴各地的有粮帮、巢湖帮、光蛋等帮伙，“或架船十余艘至二三十艘”，“成群结队，忽来忽往”，“不贩私盐，即散布僻港间乘机抢劫”，或设场招赌，对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威胁。后“置备枪械，以图拒捕”，常与清军对垒，也逐渐动摇了官府的统治。嘉兴境内自同治末年至光绪中期，几乎无日无枭徒活动，愈演愈烈。例如：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巢湖帮船数十只在秀水县北部与清军对战，枪炮互击，枭船战败，弃私盐万余包于太湖中，清军缴获船18只，击沉2只，得盐3800包，枪炮百余件，俘18人。同年12月，枪船护私盐闯关卡，与清军对战，被俘枭徒30余名，13名作为要犯，由嘉兴知府以“迭劫得赃、枭贩拒捕、纠抢妇女”罪名在府城斩首。
光绪十年(1884)嘉善、平湖与金山交界处原缉私营勇丁结成枭帮，驾二三十只船在水面抢劫客商。
以后数年枭徒愈占上风，更加猖獗：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枭船在王店、海盐交界处进攻官方4艘炮艇，击沉一艘，杀死巡兵。光绪十七年，嘉善枫泾枭船衔头接尾，打死巡盐水师船兵丁数名。光绪二十年七月，枭徒头目王均义率部与太湖水师提督李部在王江泾、盛泽间激战，王被击毙，官军死伤10余人。同年十月，曹庄枭船“携带军械开场聚赌”，打死前往进剿的嘉兴防军长官把总李含芳。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盐捕营巡船在平湖、金山交界处与枭徒交战，被劫巡船五只，打死官兵一名。
面对上述形势，清政府采取增加武装、调整体制等措施加强镇压。光绪二十一年，嘉兴知府宗培兼管嘉防水陆各军营务处；次年，嘉防水师添造兵船26只；光绪二十六年，苏嘉水师炮巡船160艘在嘉兴杉青闸北举行大规模水上演习；次年浙西内河水师又添兵一营。这些措施均未能奏效，枭乱更加蔓延。
城镇治安也使官府穷于应付。光绪二年(1876)，查出嘉兴府总捕头是潜伏的“九龙山”会党头目，结党千人，捕获后在狱中自杀。城郊近处东栅、野猫洞经常有盗匪出没，行劫客商，城中也劫案叠出。光绪二十五年春，城内连续发生大案，三月间闹市北大街许祥和银楼被劫，损失首饰价值两万余元，秀水县知事陈其昌被参，摘去顶戴，勒限破案，亦未破获。
客民土著对立
自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招民垦荒后，客民来嘉务农者日多。客民与土著语言、习惯、作风不同，相处产生隔阂。客民侵犯土著经济利益较多；土著歧视客民，有排外倾向，特别是土著流亡在外者归来后，土地已被别人垦种，产权佃权争执甚多。光绪初年，清廷大批裁减湘军，安置于嘉兴、桐乡。数以千计的客民沿运河两岸纵深六七里定居开荒，有些人欺压当地土著农民，矛盾更形尖锐。清政府对主客矛盾并无具体妥善政策，坐视矛盾扩大，以致发生冲突械斗，屡屡造成流血事件。
秀水新塍北乡械斗事件
光绪五年(1879)冬，土客发生械斗，土著有人被杀，秀水县令前去查勘草草处理。光绪八年七月土客又行械斗，新塍罢市三天。
海盐械斗事件 光绪六年(1880)，海盐横港一带客民与土著发生冲突，土著被洗劫七家。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横港河南籍客民，占用土著房舍，强借物件，掘伐桑树，土著与之争执，发生械斗，土著被打死19人，伤者更多。二十八日客民结伙在大塘港抢米抢物，骚扰十余村，客民张国顺指挥其众与土著格斗，土著被打死7人，官府无力制止，一时海盐农村骚动，逃难者络绎60余里，河中航道阻塞。二月九日，客民20余人继续在其处抢劫，与土著斗殴。四月二十日，浙江巡抚陈士杰发布禁约十条，布告中说：“本部院访闻海盐县邑西乡有客民砍伐树枝，以致土客构隙，酿成命案，秀水邑亦有初到客民霸种熟田、占住房屋、砍伐桑树、强借农具种种扰累事情。查该客民远道而来，谋生事急，何得恃强自取怨尤；各土著亦当破除成见，各安本分，相互劝戒，共保身家”云云。
运河沿岸土客民械斗烧杀事件
运河沿岸土客民相仇已久，因小事而造成大案。光绪九年(1883)二月初三，桐乡与嘉兴交界之前珠庙演戏，河南客民殴打苏北籍卖糖小贩，秀水土著陈大木刀等打抱不平，与客民相殴。初四日客民前来报复，捣毁土著住房数问，陈大木刀素通盐枭，性刚强，于是纠集多人谋议烧客民所住草棚，以泄平日积忿。初八日，陈等土著多人到秀水陡门十带鸣锣助势，放火烧毁客民草棚20余家，烧死4人，又用鸟枪击死客民3人，随后又到新塍、濮院沿塘烧毁客民草棚数处，双方发生激烈殴斗，打死烧死和房倒压死客民7人，计前后死客民14人，陈大木刀逃往太湖中枭窟，后闻老母被捕乃自首归案，余众当时即被府县兵丁驰往捕获。四月间，桐乡客民200余人以找寻凶案幕后主使为名大闹乌镇同知署，为首者亦缉获解省。此案震动朝廷，光绪十年(1884)二月，军机大臣传旨：“提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同日又传旨：“客民垦荒全在乎日安插得宜，勤加抚驭，着刘秉璋将客民妥善安置，勿任日出纷扰”。浙江巡抚刘秉璋主持审理此案，陈大木刀已暴死于狱中，据传因事母孝，免于戮尸，肇事者高锡毛(即高阿九)等二人判斩立决，吴加三等三人绞首，另有10人杖后充军三千里外。乌镇闹事的客民也予以处理。嘉桐客民仍不服，两次京控，大学士李鸿章及副都御史张佩纶从中作阻，控案被搁置，双方积怨不解。客民派代表到府城隍庙焚烧诉状，向城隍“告阴状”。
此后，嘉兴对客民入境由鼓励转变为限制取缔。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嘉兴九里汇外来客民被驱逐出境。嘉兴县于此时期设立清垦局，将宁温台、绍兴、河南客民分为三大帮，选派局董，订立章程，遇有土客争执，由局董呈报县处理。光绪十七年，嘉兴秀水两县派员丈量客民田亩，造册具报，纳入粮赋。光绪十七年，府派员去嘉善客民中编审户口，办理保甲。光绪二十三年，绍兴人在城郊甪里街开荒被取缔。客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光绪末年嘉兴先后成立温台处会馆和绍兴会馆，代客民与官府打交道。蔡元培亦曾于光绪中期在嘉善为保护绍籍农民的利益起草文件。此后，土客一般相争事件仍常有发生，多年后逐渐融合。
同治、光绪年间，嘉兴常有外地大批流民来境。如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江北苏皖难民千余人在嘉兴县国界桥因饥饿强赊硬讨，与乡民冲突动武，受伤者甚多，乡民亦伤十余人；光绪十三年正月，苏北淮安难民300余人流离至嘉兴三塔一带，要求发给口粮，秀水县署不准，派兵押解出境；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山东难民500余人流离来嘉，住东棚白莲寺，被嘉兴县派差役驱逐至吴江境；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嘉兴南汇镇有流民百余人骚扰，商店罢市。
【厘卡苛征、杂税迭加、金融混乱】
太平天国时，清朝军政当局为搜罗军费，在其统治地区设置厘捐局卡，征收百货厘金，原为临时措施，战后不仅不撤消，反而变本加厉扩大实行。嘉兴本无厘捐，同治三年也设局卡征收。府设厘捐总局，县及大镇设局，除海宁外，共设81个厘卡(如王店地区即有王店局、屠甸局，辖卡4个)，卡下又设分卡，复利用水乡特点，再设摇卡(驾船流动缉税)，或三五里即有一卡，论者称其“如网之密，如梭之织”。每卡都有权验扣客船，罚款加税，勒索钱货。局设总办，卡设委员，卡吏卡丁常有数十人，非有官长作后台者不能充任此差，因此冗员充斥，贪婪无忌。嘉兴府县局总办，均为知府知县级，府县出缺，常由他们代理行政大权。厘差一般只任一年，得此肥缺，“名为调剂”，大卡可得银万两，中卡数干，小卡“也逾千金”，收益全从敲诈勒索、贪污索贿而来。报纸曾揭露“抽厘局卡棋布星罗，徒知肥己，不知奉公，对商民或抑勒银洋、羁留客货，(抽税时)或以少报多、以多报少，或官商串通、得钱卖放，或勇蛮留难、重罚肥己，种种弊端，一言难尽。”嘉兴府厘金定额规定85600两，而丝捐常收至数十万两，甚至一百万两，超额之数多被官吏吞没。原规定百货运销，初卡收厘后，各卡放行，又规定税率“值百抽一”至“值百抽五”，而农民自销土产不抽厘。然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官府所立的《嘉兴府裁并厘卡颂碑》所载：货物自嘉兴境“节节加捐，节节输贿(送贿)”，逐卡征收，税率常达10％以上。丝绸自嘉至沪，厘捐累计竟达货价的15％还多，农民“负薪担豚”(背一捆柴，挑几斤肉)也无不抽厘，甚至农民的食米运往别地也要交捐。
插卡尤为“嘉郡独擅”，卡船常隔数里，一般停于僻港汊河，不时突然闯出拦检商货，挑剔留难，商民为求速行，只能任其罚没，甚至荡产。光绪二年(1876)，嘉善下甸庙摇卡拦检无货客船，客船不肯受检，船主竟被卡丁用长矛刺死。光绪六年七月，为厘卡胡作非为，西塘全市罢市。光绪十一年十月，海盐沈荡农民携自产山芋过市，厘卡收税，激起众怒，卡局被农民捣毁。光绪二十年二月，新膛一贫苦农民办理丧事，将家中存丝向熟识的米行抵押借银数十元，卡局闻讯以偷税为名将其拘拿，罚光借款，丧事无着，丝亦无力回赎。光绪二十二年，嘉兴设立海关分关，商货多向海关报税，因海关由洋人管理，卡局无法再肆意妄为，又加各方舆论交向指责，光绪二十五年嘉兴下属81卡撤并，留丝卡7所，年税额仍为85600两，直至民国时期。
早在清前期，清廷每年派人来采办白丝，全国只湖、嘉两府有此任务，原额年8000两，太平天国后为4000两。主办官员来嘉带一批随员设机关，食宿用费全由被派购户担负，派购户每交丝1斤可得银l两(市价在2两以上)，但耗费要用银八九两，官吏以为美差，丝户不胜其苦。
同治、光绪年间内忧外患日亟，负担转嫁于民，苛捐杂税频增。光绪二年(1876)八月，嘉兴府规定茶馆每碗茶加收茶捐一文，光绪十年嘉兴办民团，经费向各铺户摊派；八月乍浦海防厅向进出船只加征海防经费。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60岁生日，向民间勒索寿金，嘉兴全府担负银万余两。光绪二十三年嘉兴府典当税额提高十倍；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订立，中国向八国赔款银4亿5千万两，浙江每年摊到140万两，嘉兴田亩加捐，每负担亩加捐三百文，茶糖烟酒厘金增加三成，食盐也加价；光绪二十八年，开征房捐按租价10％征收，丝绸捐照原额加五成。光绪十八年，嘉善县茶店每碗茶捐增至二文，70余户茶店一齐关门，请求减免，经嘉兴府派员调解后才恢复营业。
清末金融混乱，钱法败坏，又加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日本在东北抢掠大批铜钱运走，以致钱贵银贱，银钱折价时常变更，小民遭受盘剥。旧时一两银子可易钱1400文，光绪二十一年后每两银只能兑到铜钱l000文左右。银价既无形贬值，市面又因缺钱商品流通受阻。
【外国侵略波及嘉兴，涉外事件增多】
同治十三年(1874)浙江巡抚杨昌浚请准复建乍浦炮台，兴建天妃宫炮台，建营房十间，安铜炮十尊。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中法战争发生，沿海增兵防守戒备，平湖不少居民迁徙嘉兴、苏杭一带逃难，至八月始解严。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乍浦、澉浦各增兵一营。十二月，巡抚廖寿丰到乍浦部署防务，秋间在乍浦建南湾炮台，安放阿姆斯特朗120磅炮弹后膛大炮一尊，次年五月建成，派管带一名，炮兵22人掌管。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日军陷澎湖，平湖殷富之户多逃避。当年签订《马关条约》，开杭州、苏州为商埠，帝国主义势力遂深入嘉兴。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某日，曾有日本船只七八艘驶来嘉兴，数名日人进城察看并到南湖游玩，似担负某种勘察任务，清官员不敢过问。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杭州设海关。九月间，江海关制定杭沪通商章程，外国轮船从此可以直航沪杭，嘉兴为停泊码头之一。十二月，嘉兴设杭州海关分关。日本轮船从是年起即开辟航运，伸入内河。五月间，日商大东、新利洋行的轮船开始经营沪杭航线(经过嘉兴)，以后改组为大东汽船会社，又扩大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连同改为日商的戴生昌轮船局，航线扩至乌镇、湖州、平湖乍浦，侵霸嘉区航权，法英航运势力也来参加竞争。光绪二十四年，浙江茶盐等捐税，一律归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派人管理。
早在同治五年(1866)四月，英商怡和商行即曾来嘉兴余贤埭买地建洋房开设茧行，被知府许瑶光和知县臧均之饬令拆除停业，至19世纪80年代外商经营渐多。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英商云龙轧花厂向平湖全泰丰棉花行购买棉花发生商务纠纷，英商逼迫平湖县处理，英驻沪领事竟与中国官员一起坐堂审案。
同治、光绪年间涉外事件，特别是有关基督教会传教事件经常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美国长老会惠志道派人在嘉兴荐桥街租屋传教，房主谓系别人盗用名义出租，嘉兴县令饬令迁移，美国驻沪总领事以驱逐教民为由与两江总督马新贻交涉，由马处理结案。光绪三年(1877)，嘉兴府城士民与基督教民发生纠纷，有殴打教民等情，浙江巡抚梅启照饬令彻查，要求“免生中外事端”。光绪二十三年，美国南长老会在嘉兴初建基督教堂，在此前数年，平湖、桐乡等地均已建基督教堂。由于一些教民以洋人为靠山欺压农民，光绪末年教案增加。
【兴办新政，出现新的产业和事业】
自光绪九年(1883)起，嘉兴在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一些现代的企业事业。
通讯
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发动创设上海至广东沿海各口岸有线电报，规定杭嘉湖丝绸码头优先办理。光绪九年，嘉兴电报局成立，四月十五日架线至嘉兴，十一月十五日全线开通，嘉兴至南浔、苏州随后也开通。光绪十八年，乍浦设电报支局，中日战争时，电路通澉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开办国家邮政，海关嘉兴分关代办邮政，光绪二十七年，嘉兴邮政分局成立。
航运 光绪八年(1882)，上海招商局“飞凫”号轮船开设上海至硖石内河客运航班，嘉兴设码头，为汽船开办营业航线之始。光绪十八年，浙江官轮船局宏济轮开设杭禾线，嘉兴在端平桥设轮船局。光绪十九年，硖石镇出现萃顶昌申硖轮船局，有小轮一只，行驶硖石、嘉兴、上海间，是最早的民营航班。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平湖王升记轮船局开办沪平间航班，拥有轮船四五只，与外国航运势力展开竞争。
工商业 光绪八年(1882)，海宁硖石镇创立泰润米厂，为嘉属最早的机器碾米厂。光绪十三年，苏浙皖丝业公所成立，嘉兴设分所。光绪二十一年，宁波人在平湖开设华英药房出售西药。同年，海宁许村设茧行，开新式烘茧灶。光绪二十三年，嘉兴府城开设茧行。
税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嘉兴设海关分关，先在北门外北丽桥下雇大船办公，过往轮船均在此受检纳税，光绪二十六年，建成关舍，迁入办公。
卫生
同治六年(1867)平湖设牛痘局，光绪三年(1877)嘉善设牛痘局，免费推广西法种痘；光绪二十一年，美国医士在嘉兴石条街开始行医，次年在北门内兴建福音医院。
教育
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传教士创办秀州书院。光绪二十六年，新式小学竹林启蒙义塾率先创办。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废私学，设学校，嘉兴府学堂在鸳湖书院旧址成立，秀水县亦创建秀水县学堂。同年，余贤初等小学堂创办，其后各县镇陆续建立学堂，女学堂亦创办多所。嘉兴还设蚕学分馆，推广新法养蚕。当年各省选派官费留学生赴日，嘉兴王维忱等出国，龚宝铨亦自费赴日留学。
【维新思想传播，反清革命活动萌芽】
甲午战争后，全国变法图强的政治气氛高涨，嘉兴人士亦卷入其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北京设强学会，上海设分会，嘉兴人沈曾植、沈曾桐等积极参加。两广总督陶模、驻外使节许景澄，均为嘉兴人，他们支持维新，对本籍颇有影响。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召见刑部主事署理军机章京海盐人张元济，询问办新教育等事，当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经营出版事业，对本籍人士亦有影响。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发生，慈禧太后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嘉兴人)、兵部尚书徐用仪(海盐人)、太常寺卿袁昶(杭州人)，嘉兴乡人普遍愤慨，反清暗流日益汹涌。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嘉兴人士敖嘉熊、唐纪勋、祝廷锡在新丰、竹林兴办竹林启蒙义塾，推广新式教育；成立守约学会研究西学，订阅书报；建立学稼公社，试办新式农场等，意图走改良道路。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入侵，清廷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嘉兴籍人士王维忱、敖嘉熊、蒋百里等十余人在杭州成立浙会，研讨时事，地方有识之士渐寄希望于反清革命。敖嘉熊、龚宝铨、王维忱、褚辅成等均积极奔走，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反清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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