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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力量形成、反清活动展开】
自签订“辛丑和约”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嘉兴有志之士接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王维忱、龚宝铨、敖嘉熊等较早展开活动，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稍后则有褚辅成以及陈以义等成为全省和嘉区的革命中坚力量。王维忱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自嘉兴官费留学日本，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章太炎为首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中山在横滨主持开会仪式，亮出反清旗帜，王维忱为纪念会10个发起人之一。其年冬，留日的蒋百里、苏曼殊等组织“中国青年会”，王维忱也是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干事。光绪二十九年，浙江同乡会创办《浙江潮》，鼓吹革命思潮，该刊曾登载海盐县情资料并抨击嘉兴禁止组织“演讲会”事，王维忱是该刊编辑之一。四月，为抗议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我国在日留学生集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参加者有黄兴、陈天华、魏兰、王维忱和另一个嘉兴留学生龚宝铨等。五月学生军被清廷勾结日本政府解散，黄兴、纽永建与王、龚等人组成“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明确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成立后依照会议决议，黄兴、陈天华等回湖南活动，王维忱等去南洋活动，龚宝铨回上海和嘉兴活动。光绪三十年黄兴等建立华兴会，策划十一月在长沙武装起义，事泄失败，王维忱赶去参加，负伤回嘉兴王江泾养伤，不久返回日本，担任光复会东京支部长。龚宝铨于光绪二十九年自嘉兴官费赴日留学，当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后就回国活动。一方面筹组革命团体，先建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继于光绪三十年冬与陶成章等建立以章太炎、蔡元培为领导的光复会，成为浙苏反清的主要革命团体。胡绳曾指出：“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一个人”。其后嘉兴不少人参加了光复会。另一方面，龚宝铨回嘉兴配合敖嘉熊，联络浙江会党，集聚力量，准备起事。胡绳曾指出：陶成章、龚宝铨和另个日本留学生魏兰，在光绪三十年遍历浙西浙东许多地方，和许多会党组织联系。敖嘉熊原为地方知名人士，光绪二十六年前即有志于改革，先后创办学稼公社、竹林义塾。光绪二十九年至上海入爱国学社，受章太炎、蔡元培影响，决心反清革命，回乡组织演说会、教育会、体育会，暗地鼓吹革命，为官府所侧目。嘉熊为掌握实力，见嘉兴温、台、处客民甚多，乃于光绪三十年发起成立嘉兴温台处会馆，以保护温、台、处客民权益为号召，借以聚集力量，把握财权，以图大举。遂建会馆于嘉兴东门内，聘请革命党人魏兰为总理、陶成章及浙东各地革命党人为执事，与浙江会党广泛联系，会馆遂成为浙江会党联络机关。当年陶成章偕张恭等至嘉兴与龚宝铨、敖嘉熊议计，拟于十一月响应长沙起义，因长沙起义失败而未果。为团结联系基层群众，敖嘉熊又创立祖宗教(一说黄帝教)撰福书祷词，吸引群众，夏用白话文体编写《新山歌》一书供宣传需要。《新山歌》散发流传甚广，“士商会党多为感化”。光绪三十二年革命党人陈梦熊在乐清明强女校散发《新山歌》，被奸人告发，牵连敖，几兴大狱，幸著名学者孙贻让、名流陶葆廉向浙江省巡抚作保，才得无事。光绪三十一年时，在龚宝铨、敖嘉熊等经营下，嘉兴革命活动已具有一些基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王维忱、龚宝铨及光绪三十年东渡留学的褚辅成均宣誓入盟。光绪三十一年温台处会馆与敖嘉熊脱离关系，会党人士亦散去，陶成章、徐锡麟等乃将革命联络机关转移至绍兴大通学堂。当年褚辅成自日本返嘉，敖嘉熊韬晦避祸，龚宝铨常赴内地苏皖活动，褚辅成则以士绅身份公开活动，创办南湖小学为联络点，嘉兴革命活动渐以褚氏为中心。同盟会成立后，秋理返国至沪，来嘉兴会晤敖嘉熊、褚辅成等，寓石佛弄。据褚辅成记述：秋理在嘉“征得党员不少”，冬，秋瑾至杭发展光复会员，嘉兴籍朱瑞、徐忍茹等军人入盟。次年(1906)，褚辅成介绍秋瑾去南浔浔溪女学任教，秋瑾在南浔与石门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结为至好，介绍二人参加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夏，秋瑾再来嘉兴，寓南湖学堂，与褚辅成在附近放鹤洲上计议响应徐锡鳞在安徽起义之事。不久徐锡鳞、秋瑾就义。宣统元年(1909)，吴芝瑛、徐自华冒险为之营葬西湖，褚辅成去参加葬礼，并与党人筹商在军队中发展革命组织。嘉兴同盟会员陈以义曾与谋徐锡麟刺恩铭事，事败后去日本避难。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敖嘉熊被谋害，失踪八日后，遗体发现于城北乌桥港，其卫士徐小波服毒以殉。稍前与革命党有联系的余孟亭武装活动亦失败。四月间光绪、慈禧先后死，浙江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通知各府党人去沪天保客栈商议，拟乘昆乱之际举行起义，嘉兴由褚辅成、蒋志新代表参加，因叛徒刘光汉告密未能集会。此后嘉兴革命活动表面似呈平静状态，事实上是积蓄和扩大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农民大规模抗粮抗租】
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五六年内，统治阶级加紧剥削压榨，又加水灾频仍，农民不堪重负，连年发生抗粮抗租的自发斗争。其特点：一是规模大，参加的人数多，形成群众性的活动；二是直接与官府和地主阶级对抗，毁官府、攻城池、打教堂，甚至捣毁商店学校；三是此起彼伏，连续发生，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形成配合，并取得舆论的同情，动摇了清朝的统治。这些斗争，史称“闹漕”，又称民变，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次：
桐乡第一次闹漕
光绪三十三年(1907)水灾严重，秋收减产，官府不肯减漕，地主继续逼租，桐乡境南大洪村殷家船的36户农民首先发起抗漕抗租。十二月初三(1908年1月9日)乡农鸣锣聚众，集聚数干人，捣毁石泾学堂。初四夜，聚至万人，捣毁教堂及地主富商房舍。初五，数千人去县请愿，知县逃往嘉兴搬兵，署内一片混乱，乡民请愿无人接见，遂拆毁县衙，并拆毁城内的便民仓，捣毁警局，焚烧天主教耶酥教堂各一所。地主富户亦被捣毁数十家，监狱犯人出逃。闹漕的乡民还进入嘉兴县王店镇，嘉兴戒严。桐乡知县当晚自嘉兴带兵缒城返县，次日嘉兴大队援兵赶来弹压，浙江巡抚冯汝揆电令格杀勿论，当日即斩杀乡民一名，乡民含恨散去。
在此期间，石门县农民也集聚要求官府减漕减租，十二月初四，三都扶驾桥乡民鸣锣集聚八九百人捣毁地主陈家，随即到县请愿。石门县令惊呼“裹胁愈众，势已燎原”请省派兵镇压。省抚电复：“临漕要挟，显干法纪”，要县“照土匪例格杀勿论”。
海宁民变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908年1月5日)，路仲一带农民在大洪村首先抗粮抗租的影响下，奋起斗争，鸣锣聚结，向海宁州署进发请愿，数日间蔓延至全州七八个乡镇。在路仲、庆云桥、斜桥、伊桥、郭店、丰墅庙、诸桥、丁家桥、马桥各地，成千上万的农民卷入斗争风暴。愤怒绝望的乡民打兵营、打厘卡、打教堂，捣毁地主的房舍，学校也遭波及，并拆毁一段刚修好的铁路。初四日，数千人拥入硖石镇，捣毁衙门、警察所、教堂、地主富户住宅，拆去街巷栅门数十处，有130多家店铺遭破坏，铁路局工程处也被殃及。初五日，一万多农民猛扑海宁州城盐官镇，农民派代表至城门呈递公文请愿，守军急闭四门拉起吊桥，向农民开枪，农民手无枪械不能还击，死伤难以统计，北门外数十家店铺被毁。省抚闻报后诬为枭匪暴乱，星夜从杭州、镇海等地调兵1000多人赶往镇压。初六日，农民散去。初七日，在新仓一带捣毁地主住宅多处。大军到后，州府带兵任意拘捕，捉去“形迹可疑者”多人。初五日，知州程赞清亲手格杀农民两人。初六日，又把现场两个农民的遗体首级割下，悬挂北门，还欲将一现场受伤者斩首示众，该人是附近肉店伙计，被乱枪误伤，并非闹事农民，经其亲人哀求才得幸免。初七日，官府又将沈九明、姚芝香两名农民当众“正法”，枭首示众。此次海宁民变，席卷全州，乡镇到处锣声震天，向海宁州进发时，队伍绵延9里之长。
桐乡第二次闹漕
宣统元年(1909)夏秋大水，灾情为数十年一遇，与光绪十五年(1889)相似，桐乡有些乡村颗粒无收，官府仍追逼交粮，农民愤而再次抗漕。十一月下旬，吴兴、德清农民聚众抗漕，桐乡人心浮动。十二月初八(1910年1月12日)南乡日晖桥、史家桥数千农民到富户家中索食，十三日又有数千农民向斜路村豪绅乞讨钱米，官府派炮船和官军弹压，均被农民殴退，城内戒严。十五日官府出布告，悍然坚持开征漕粮，无人前往缴纳。10时许塘北乡民数名拥至城厢，要求减赋减租，官府紧闭城门，戒备不纳。农民愤怒烧毁停泊于城北的炮船，火势蔓及城门，城上开枪打死农民1人，打伤2人。11时城门被打开，农民入县衙请知县听取民情，知县逃匿，农民将被打死者的尸体抬放在公案上，捣毁县署房舍和便民仓；夺取一些军械。当天嘉防统领带兵自嘉兴来弹压，驱散农民，拘捕多人。当夜农民数干人聚集东门外，锣声彻夜不绝。十六日农民再次攻城，城上开枪射击，打死农民2人，打伤4人，11时农民用煤油烧东门，下午拔断电线杆。当夜道台袁思永、知府英廉带各军赶到，围捕农民10余人，农民大队始散。次日，袁、英等将客民王涵桂斩首，威慑众人。十七日又至乌镇等地弹压。十八日出示仍“严令完漕”，对群众的恳求置之不理。
石门县十二月中旬亦有农民到地主家“吃大户”，灵安富室徐家有数百人“坐饭”。初十日，县开仓征漕，三日内无一户缴纳，县令追逼地保，派差下乡逼催，缴粮者仍寥寥。
嘉善连续数次风潮
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八日，嘉善大批乡民入城，围困自治公所、禁烟局和各学堂，“城中各绅逃闭一空”，经官兵弹压农民退去。次日，西塘附近农民蜂拥入镇，捣毁自治公所、粮署、求益和平川学堂及育婴所。次日嘉兴知府、嘉防统领等前往弹压，捕获肇事者5名，风潮始熄。
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同日)，嘉善枫泾嘉界四北区17个村乡民，因水利经费(圩捐)被枫泾自治公所移用，修圩经费无着，遂结队去嘉善县署请求发还水利经费，官绅强词夺理，农民打毁县自治公所。十九日乡民聚众做社，饮齐心酒。次日有52船农民至枫泾镇找移用经费的绅士沈少圃、沈守屏说理，适彼等不在，遂将两家捣毁，并波及他们主持的养正、励志两学堂。二十一日，嘉防营兵前往追剿，适众乡民未散，官兵放排枪打死乡民12人，乡民大愤，遂前往嘉善县署鸣冤。适在大堂遭遇沈少圃、沈守屏，发生殴击，二人被打死，县城大乱，知县逃窜，嘉兴知府带兵前去弹压，松江府及娄县也派兵前往枫泾巡缉。九月初一，嘉善西北乡又有干余农民进城请求减租停漕，县署重兵把守不许入内，农民投砖石攻击，官兵放枪恐吓，互有负伤，相持甚久始散。
石门、海盐火烧、捣毁警局事件
石门县石湾警察所于宣统三年(1911)三月建立，警官滥用刑罚，常用刑杖殴打平民，激起众怒，四月十一日晚，被油车工人放火烧毁警所，大火延烧许久，石门县士绅联名致电当局，要求严惩肇祸警官。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七日，海盐沈荡镇因巡警欺压老年人，激起众愤，警所被群众捣毁，器具杂物一空，房屋损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几次动乱，主要因闹漕而起。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申报》评论说：“闹漕之故，由于暗荒征漕、田主重租而起，当未乱之先，乡民以收成不过六七斗，要求减漕让租，官绅均置之不理，以致激成灾故”。海宁、桐乡是年收成仅及正常年景四、五成，而漕粮反较往年增加一二成，而漕粮交现金折价又高，附征加耗又多，往年漕米每担收钱四千余文，光绪三．十三年海宁竞须缴八千余文，而官吏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只知凶狠迫逼，以致激成民变。《申报》在同一评论中说：“官之横征无已，绅之为富不仁，其肉尚足食乎!”
清官府对农民闹事如临大敌，调派重兵，滥施镇压，诬称“枭帮土匪勾结穷民聚众作乱”，指示所属“格杀勿论”，反复电令“敢抗拒者击杀”，“对莠民查拿严办，抗者格杀”，多次惨杀无辜。但农民起初不过欲减轻粮赋，因受官府凶蛮对待，才激成暴变。海宁民变时有人投书上海报纸说：“乡民不持器械，并无枭徒混诸其间，被毁者大半富户”。事件发生后，海宁、桐乡商学界当时曾电省“民愤实为漕重，票荒官匿不报，招致此祸”，“非减漕难安民心”。但官府肆行血腥镇压，对减赋减租的要求仍置之不理。桐乡第一次闹漕后，府县出告示，仍“劝谕”完漕，第二次闹漕后，省抚对减赋表示“应无庸议”，海宁官吏声言粒米不能少。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报》评说：“嘉湖闹漕年年不息，多由残暴官吏促成，人民本不思乱，只以控告无门，不得已而聚众呼吁……，而闻者不谅，军人借弹压为名而凌虐之，胥吏借搜拿首恶而贪婪之，冤杀者已冤杀，(生者)唯有吞声饮泪忍死待命而已，是第一次之乱事方平，而第二次之种子又播种矣!”
在这几次动乱中，海宁、桐乡、嘉善都发生毁学堂，海宁还发生毁铁路、轮船、邮政所等情，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借办学堂为名，加征学捐(海宁还加征蔗捐)，农民增加负担，而有些学堂又操纵于地主劣绅之手，铁路的兴建则夺去了农民的土地，又不能给以充分的补偿，因而也成为捣毁对象，这反映了农民对清政府的新政不抱希望。
清朝官府媚外，畏惧帝国主义，发生闹事时，每次都首先把外国教士和教堂的安全作为要务，责成下属负责，派重兵保护。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法国领事数次电函浙江巡抚，傲慢地要他保护海盐、嘉兴等地教堂，宣称：“教士如有损失，唯华官是问。”省抚无不俯首帖耳以从。桐乡闹漕时毁天主教和耶酥教教堂两间，赔银八干两，还许诺教会惩办祸首。硖石未完工教堂所被毁，教会索赔银达一万两。
【枭帮活动席卷各县】
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数年间，太湖流域的苏、松、嘉、湖地区，菜帮的武装活动加剧，嘉属水网特密，利于枭船出没，又居于各府间的腹心区位，为其出入走廊，故活动频繁、剧烈。较之光绪初中期，其活动有新的特点。一是队伍扩大，大批被裁减的盐捕兵丁加入枭帮；农村日益贫困，无法维生的贫苦农盐民被逼上梁山，因而帮伙不断增多。当时粟帮有本帮、客帮之分，活动于嘉属有七大股，三五千人之多，其主要首领有夏竹林(夏作霖)、余孟亭(余孟庭)、张蓬莱(江北阿四)、李能掌等人，夏竹林有船20余条，部属200余人，快枪100余支；余孟亭有船20余条，部属200余人，快枪260余支。二是与官府誓不两立，其活动已不是贩私盐、摆赌场，而是攻城镇，打局卡、抢富户、抢劫武器，与官兵对垒作战，威胁官府的统治。三是枭帮武装主力余孟亭部已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宝铨、敖嘉熊建立联系，接受革命的影响，公开提出并实行“劫富济贫”的口号，“对部属约束甚严，专与为富不仁者作对”，余部有营规三条：一不许扰乱乡民，二不准妄杀无辜，三不许强奸妇女，犯者严惩。当时江浙督抚向清廷的奏报中也说：“余孟亭以劫富济贫为词，作笼络人心之计，聚党甚众”，引为心腹大患。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枭帮活动初炽，其年七月，枭帮与官军战于海宁斜桥，夺得炮船3只，周王庙、许村、长安地区均在其控制下，九月进入海宁州城劫狱未成，与清军省防统领道员李鸣九在许村激战，李败，被击伤，杭州戒严。至光绪三十三年枭情呈燎原之势，官府统治陷于风雨飘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初，数日内，嘉兴西门军械所所存火药百余桶被枭帮劫去80余桶；池湾、塘汇、马王塘、东栅炮船被劫，团防局被攻。
初八夜，枭众二三百名进攻嘉兴南汇镇驻防兵，兵丁90余名均逃走，被击毙数名，枪炮装备悉被劫走。
七月初十日，大批粟帮进入嘉兴油车港镇，抢劫富家20余户，倪姓富户家中被劫珠宝等值银三四万两。
十月十九日枭帮进入濮院，13家店铺被劫。
十月二十一日，枭帮进入硖石，抢劫典当铺两家，衣装店两家，米行数家，民船数只，打死兵丁两名。
十一月初五日，大批枭帮到嘉善西塘，夺去船只数艘，抢劫米行，拘走富绅，与嘉善防军统领雷廷瑞部战于祥符荡，官军战败，雷逃走。
十一月初七，枭党进入屠甸镇，抢劫烟行5家。
十一月十九日，枭党与嘉兴盐捕营在海盐通元镇内，对垒巷战七八个小时，各有胜负。
十一月二十七日，枭党进入嘉兴钟埭镇，抢劫富绅和典当等商铺8家。
十一月内平湖黄山独山一带被枭帮控制，据官方奏报说：“十日内连劫市镇，当铺行号受累尤重”，平湖富户纷纷逃避。
十二月初二日，石门灵安、桐乡含山等到枭船数十只活动。
十二月初五，枭帮进入乍浦，攻满城，捕去民团首领，镇中军火机械抢劫殆尽。
十二月二十五日，枭帮进入海宁袁花镇，3家当铺被抢，警所、民团、营汛军械尽失。
十二月二十六日，濮院水陆营被劫，军械全失，停泊镇内的炮船一艘被击沉。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十一日，枭帮进入嘉善杨庙镇，打劫富户14家。
正月十七日，枭帮活动于嘉兴余贤块、东栅口一带，府城发发可危。据说敖嘉熊派徐小波与余孟亭联系，余依敖言未攻嘉兴城。
光绪三十三年(1907)，枭帮活动剧烈与余孟亭图谋大举直接有关。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载：“孟亭素与革命党交通，怀反清志，因军费无所出，(其时已“与太湖枭魁夏竹林合”)乃率其徒属连劫局卡及为富不仁者数处”。活动于“嘉兴、嘉善、海宁、石门、平湖之诸州县，焚局卡，逐清吏，兼出清吏及富家积粟以赈饥民”，清兵“屡为所败，孟亭之军势益振”。余孟亭所部已具有准备反清起义性质。
嘉属的枭帮活动，使浙江官府惶恐万状，函电交驰，向上呼救请援，清廷震动，适于此时发生拦劫日本人经营的内河轮船事件，日本强硬要求清廷采取措施，清廷遂调集大批精兵围剿镇压。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二十二日(1908年1月25日)上午，枭船十余只自嘉善境内开出，在邻近娄县与金山交界的航道上拦劫招商局的利亨轮，乘客死3人、伤5人，接着日商大东公司轮船经过，又被抢，死乘客1人，最后日商戴生昌轮船续至，也被劫。此案引起轩然大波，清廷急派兵船护航，并从江苏调大批精锐新军来嘉兴清剿。清廷决定在太湖地区进行清乡。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九日，清廷命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布政使瑞(氵徵)“剿匪”，专任瑞(氵徵)激为“督．办苏松太杭嘉湖缉捕清乡事宜”，两省军队统归其统一节制,六府州的知府、知州、知县均兼任“缉捕清乡提调”，有权调遣境内军队，打破省府县界，齐头清剿。嘉属是重点地区，由自江苏调来的新军三十五标、三十六标及太湖飞划营、留防汛太湖水师及松江的江南提督所属部队、地方营防武装联合进剿。正月十九日夏竹林、余孟亭带枭众五六百人、船八九十艘，自金山吕巷经平湖转趋嘉善枫泾，拟去淀山湖一带活动，因军火缺乏，夏竹林带队在枫泾上岸欲夺新军军火，由于地势不利，余孟亭劝其停止行动，不听，致潮水骤涌，被清军迫及包围，夏竹林战死，大队溃散，失船20余艘，余孟亭与所部失散。二十一日余众一部在西塘又被飞划营击败。余孟亭藏身江苏青浦金详弥陀港土地庙中，为间谍跟踪，于二月十六日被俘，解往苏州，瑞(徵)亲自审讯，给予优待，数次劝降，允其任武官，被拒绝，遂于三月二十四日(1908年4月29日)慷慨就义于苏州废王基教场，死年三十六岁。余孟亭行侠仗义，英勇善战，劫富济贫，深得民心。对其死，革命党人深表惋惜(参见本志余孟亭传)。夏、余既死，形势一度略呈缓和，清政府加紧清乡：清查户口、编查门牌；管制农船、编号烙印；建立民团，举办警察；缉拿枭贩，禁止贩私。究其实不过为贪吏劣绅增加鱼肉人民的机会。七月间嘉善县民向巡抚控告劣绅办理清乡虐扰良民、举办警察勒索民财，经查办属实。由于流弊多端，不久清乡草草结束。当时舆论评论枭乱，曾提出“枭乱缘何而起”，认为是：“数十种政治法制之腐败、数百辈贪酷之官吏陶铸而成”。“其祸不在于枭，而在于一般贪得无厌之绅商。近年以来米珠薪桂，日甚一日，民不聊生，而奸商之运米出口，富户之囤积居奇，业主之勒索佃户，民人含冤莫伸，遂铤而走险，揭竿蠢动”(见光绪三十四年《申报》)。正由于上述基本的社会矛盾依然如故，所以在余孟亭死后，直至民国建立，枭乱仍是此伏彼起，迄未消灭。
【城乡各界抵制美货和保护铁路主权】
辛亥革命发生的前数年，我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的运动，又发生了大规模的保护铁路主权运动，直接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嘉兴城乡各界积极参加这些爱国活动，提高了政治觉悟，也显示出绅、商、学界逐渐成为地方的政治力量。嘉兴的同盟会、光复会会员是这些活动的骨干。
反对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国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美国虐待、排斥华工，全国以广州、上海为中心掀起反对美国排华的爱国运动。四月初七，上海商务总会等团体决议，如美国在两月内不改虐待华工苛例，即行抵制美国货。嘉兴商学各界接到上海商务总会通告后，即由褚辅成、敖嘉熊、田月斧、沈辅之、汪石(礻乃)等发起，积极响应(实际上是由嘉兴竞争体育会组织推动。光绪二十九年敖嘉熊自上海爱国学社回嘉兴，谋建立团体以联络青年，取物竞天择之意，组织竞争体育会，参加者有50余人，除组织体育健身外，还宣传禁烟禁赌，提倡演讲，订阅书刊，以开发民智、宣传革命为目的，在抵制美货中发挥带头作用)。当年五月三十日，嘉兴绅商集会，到200余人，成立拒约会，声讨美国虐待华工罪行，发表宣言，谓：“美设苛例虐我同胞，(使人)忍气吞声，此次筹议抵制，万众一心，民智民力足征进化，决议动员各界，不用美货”。会上布业代表表态不进美货。是日，在嘉的美国南长老会教士亦派人来参加会议表示同情。六月七日，用绅商名义致电上海总商会表示支持。六月中旬用嘉兴商人名义致电外务部，电文为：“美禁华工，全国公愤，电恳坚持废约，浙江嘉兴商人公叩。”六月下旬，嘉郡商务总会致电上海总商会，对抵制美货再表决心。嘉兴方面按照上海总商会来电的约定，宣布自六月十八日起实行不买不卖美货。七月初十又研究实施办法。此后在竞争体育会的推动下，抵制美货达到广泛深入。体育会用白木板刻印一纸条，字为：“本宅誓不用美货”，会员出动逐街演讲，宣传不用美货的道理，演讲时将纸条分发听众，如同意，请其回家张贴门首，听众情绪激昂，无一不回家张贴。活动的领导人同盟会员褚辅成偕戚幼琴等鸣锣通衢，逐街演讲，并派人到洋关和埠头检查美货。多数商人都深明大义，坚决执行，并扩大宣传，祝廷锡、褚博甫、张选青等分别到竹林庙、王江径、新篁等乡镇宣讲，还到外县推动。在府城影响下，各县反美爱国活动也普遍开展。石门县商会于六月初一集会宣布抵制美货，“以尽同胞之义务”，并与上海总商会联络。上海海昌公所七月初发出抵制美货传单说：“美国苛禁华工，种种虐待罄竹难书”，海宁人士决不“漠然坐视”。七月十三日，海宁旅沪同乡200余人于公所集会，拟订抵制美货章程10条，到会者一一签字，以示遵行。七月十三日，石门商学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有20家主要商店自愿签字划押抵制美货。七月二十二日，平湖县商界集议，有8家洋广货商店签字不进美货。七月十六日，嘉善西塘镇商学界300余人集议抵制美货，布业、烟业、洋货业纷纷签押表示决心。石门宁(波)绍(兴)商人七月十七日在会馆集会，会上请人讲演美国虐待华工种种惨状，“听众有痛哭失声者”，会后致电上海总商会表态，并号召居民相戒不用美货。七月底，嘉郡商会褚博甫到桐乡向商界演讲，宣传抵制美货，八月初一日商学界500余人召开特别会议，表示坚决响应，有数十商号自愿具结签字。八月中旬，海盐商学两界300余人召开大会，成立文明拒约社，宣布抵制美货，要求美国改订新的华工条约，会后分赴各乡劝导商界拒用美货。十一月十八日苏州争约处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抵制美货，到会3000多人，嘉兴争约会派代表林放卿驰往支援，在会上发表演说。嘉兴反美爱国活动前后持续年余
保护铁路主权、拒借外款筑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浙绅商为抵制英国掠夺苏杭甬铁路主权和美国索要浙赣铁路主权，集议于上海，决定创设商办浙江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自力筹款筑路，由两公司分别先开工建筑沪嘉段和杭嘉段铁路。进行中，清政府竟辱国媚外，与英国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150万英镑的合同，向帝国主义拱手奉送主权，江浙及全国人民群起反对，掀起大规模的保路拒款运动，声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决定自行筹足路款，坚决不借外债。嘉兴地处铁路两段的交会点，沪杭间铁路浙江部分主要在嘉兴境内，因而民气激昂，拒款集股活动热烈。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六日，杭州成立浙江国民拒款公会，宣言誓保路权，随后，派张元济等人去北京交涉请愿。海盐籍在京官员朱福诜为拒款中坚分子。九月三十一日嘉属士民致电省拒款会和浙路公司谓：“外(务)部阳迫借款，阴送路权，万民共愤，请速力争”，又说：“款借浙亡，人心愤激，务坚拒”。硖石绅商学界100多人也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会坚决拒借英款，愿各尽力集股，发出致农工商部电称：“浙路失，浙民亡，全镇商民誓力拒”。十月初七日，徐申如、张宗祥等主持召开国民拒款大会，当场签名认整股132股，零股946股(整股每股百元，零股每股10元，下同)，并决议分头劝募。十月四日，嘉兴商会致电农工商部：“外部勒借洋债，实业被夺，嘉府为两线所经，尤为震恐，求勿订合同，以安人心”。十月初五，海宁开全州大会，成立浙路海宁拒款会，通电政府，会后拒款会长杭辛斋被捕。十月五日，嘉兴各学校集会，致电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抗议借外款，卖路权。十月初十，嘉兴绅商学界在府明伦堂组织嘉兴国民拒款会，呼吁七县绅商士民“速集路股，以救危亡”。嘉善县十月十三日商学两界成立拒款会，当场认定股洋3万元，十五日复开大会扩股。十月十七日嘉兴启秀女学学生集股l000元，并致电上海女国民拒款会声援，还致电浙抚：“路款借，命脉绝，乞援救以系人心”。十月十八日，嘉兴拒款会再次集议，致电浙抚，措词强硬，谓“借外款，浙人死不承认，乞公以去就力争，否则事变难料。东南正多荆棘，愿公为浙计亦为自计”。十月二十日，全省国民拒款会召开大会，各省和本省各府代表到3000余人，嘉属代表褚辅成被选为副会长。斯时东京同盟会发表抵制清政府之传单，号召不纳粮、不交税、谋浙江独立，嘉兴计宗型印刷两千份交顾乃斌在会上散发。同日嘉兴各校参加省学校联合拒款会会议，嘉属各县共认股27020元，嘉兴府学堂认800零股。十月二十日，乍浦镇300余人集会，成立拒款会，认1200零股。二十日西塘镇召开国民拒款公会，到300余人，集股1175元。二十一日嘉兴旅沪同乡在上海嘉郡会馆集会，声援保路活动。是时，在张元济主持下，浙江在沪同乡多次集会进行保路活动，筹集股款达2200余万元，嘉兴籍同乡由张元济代认股100万元，硖石同乡l万元，海宁徐励身1万元。嘉兴士绅于十月二十八日在精严寺再次开拒款会，到300余人，褚辅成、陶慧斧、徐忍茹演说“语意俱激昂，闻者都为涕下”，当场众人认200整股。另嘉兴商会总理认零股10万元，会董9人认零股5万元。十一月翰林学士朱福诜奏报朝廷称：“江浙人民集股颇足建造苏杭甫铁路之用，而外务部竟敢壅不上闻，并不奏报，实属大胆专权，请旨严加申斥，并责令该部与英使交涉清楚，以免日后纠葛”。十二月初九日，新埭镇开全镇大会，发动镇民认股，其传单称“囊括金钱，买路买命”，共认927零股。此外，尚有女四民会开集股会议，认股8万元，嘉兴旅长沙、南昌、青州同乡均认股数万元。桐乡人汤国梨在上海组织浙江旅沪女界保路会，开展活动。其时革命党人龚宝铨、沈瓞民曾密商，拟在保路运动中组织敢死队与清廷斗争，受阻未果。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九日，全省铁路保存会在杭州白衣庵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嘉兴认股50万元。以后数年，各地都组织缴纳了股款。在保路爱国运动的抵制下，清廷卖国行径终未得逞。宣统元年(1909)六月，商办江苏铁路沪嘉段告成，闰二月商办浙江铁路杭嘉段告成。
【辛亥革命发生，亮兴建立共和政权】
辛亥革命前一二年，清政府在嘉兴的统治已没落腐朽，大势已去，革命力量则积蓄渐厚，渗入上层军政学领域。新军中有嘉兴籍光复会同盟会员朱瑞、葛敬思、吴思豫、冯炽中等在杭州掌握要害岗位，政界在宣统元年(1909)八月建立全省民意机关省咨议局，同盟会浙江支长褚辅成，以士绅身份当选常驻议员，沈钧儒当选为副议长，并都当选为清廷资政院议员，已成为全省性的政治人物，学界中方于笛、计宗型等同盟、光复会员影响联系较广，中学教职员大部分同情革命。绅商中的著名人士陶藻廉、视廷锡、沈文华等对革命赞助和支持。故随武昌起义和浙江光复，嘉兴也很快建立共和政权。
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发生。当年九月十五日(11月5日)杭州新军起义，光复省垣，建立军政府，实现共和。褚辅成在省筹划部署，是杭州光复的实际领导和组织者。嘉籍的朱瑞、葛敬恩、吴思豫等人指挥军队进攻抚署和满营，起了重要作用。嘉兴革命党人对杭州的光复也作了支援。陈以义、张焕伯冒险从上海运手枪250支，子弹3万发，炸弹48枚至杭，又通过海宁徐申如向袁花商团借子弹4000发送杭。浙江都督大印也是嘉兴吴文禧从上海送往杭州的。光复会员省二中教员计宗型从嘉兴赶往杭州参加攻打抚署，当时记载称：“理化家计宗型随同攻击，与有力焉”。海宁同盟会员杭辛斋是全国知名报人，亲赴满营说服旗兵放下武器。杭州光复后褚辅成任政事部长，综揽政务，不久改任民政司长，沈钧儒任教育司长。海宁周承英任浙军总司令官。早在十月十七日褚辅成自杭去沪与陈其美等商议大计并携手枪200支回杭时，曾与陈以义在嘉兴下车，召集田月斧、钱大忠、戚思周、庄幼山等计议嘉兴适时发难。十一月三日，计宗型、钱大忠、戚思周、唐稚轩、徐忍茹、张仲(上面竹字头，下面虎)、汪石（礻乃)(嘉兴府署司库)和水师营统带董家玉、董耀庭等9人在南湖小学密议，策划起事。十一月三日上海光复，十一月四日嘉兴知府杨兆麟弃职出走，嘉兴革命党人乃掌握城区自治公所在精严寺办公维持秩序，城中安定如常。十一月五日嘉防水师统领沈棋山，受省城逃来的督练公所参议袁思永煽惑，不肯反正，力图抵制革命，六日夜城中因匪徒造谣说清军进攻，小有骚动，嘉兴革命党人连发七电至杭州，请派兵增援。七日(九月十七日)午由顾万斌任支队长率新军步队二标第三营携炮队共约500人，自杭乘火车来嘉，沈棋山遁去所部10个营一致反正，由统领董道胜、陈家玉统率，满城挂满白旗，市况热烈，嘉兴宣告光复。在知府遁走时，各团体代表商讨建立嘉兴军政分府，守旧士绅拟推某官僚任都督，革命党人坚决反对，乃由府学堂监督方于笥任分府府长，旋称军政分府支部长兼民事长。分府分设总务科(科长屠伯英)、民政科(科长方书绅)、财政科(科长汪石扔，一说敖作民)、教育科(科长陈文浩、兼分府秘书)、司法科(科长沈景山)等机构，还设执法官(程子良)、教练官(马济生)、参军(吴筱庐)、文牍(陶伯鸿)等。当时同盟会、光党人知名者有龚宝铨、计宗型、陈以义、徐忍茹、徐养茹、唐子修、金燮、周钰、张焕伯、戚思周、潘谋先等三十余人，多不居名义，赞助分府工作(陈以义次年任嘉禾县参事)。分府成立后即检查财粮收支情形，前清钱粮总柜魏敬之不肯交代，遂将其拘捕，勒令交清账目。为安定民心，处决了城内造谣惑众的地主夏老四。顾乃斌部留嘉八日，分往各县协助维持秩序，嘉属各县自十一月八日起次第光复。各县长官称民事长，嘉善袁庆萱(前知县)、海盐朱希祖、平湖薛振基、石门马昭贻、桐乡王丕煦(前知县)，嘉兴与秀水两县宣统三年即准备合并，光复后并为嘉兴县，政事由分府管理。分府成立后即决定撤毁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将程学启、吴长庆的专祠，焚毁其牌位。十二月二十日嘉兴在府学明伦堂召开光复庆祝会，到会者3000余人，盛况空前，方于笥讲话，阐明光复的义和经过。陈仲权宣告撤毁程吴两专祠之理由，表彰明末清初嘉兴反清殉难的钟鼎臣、徐石麒、屠象美、吕留良等志士，各团体宣读祝词、讲话后，方于笥宣布犒赏军士。浙江光复后，即由朱瑞任支队长率军北伐，会攻南京。嘉兴籍革命党人葛敬恩、陆志棠、蒋志新随军前往。嘉兴中学堂一度兴起参加革命军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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