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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开通穿境，沿海兴修捍海塘】
隋大业六年(610)开凿江南运河，完成我国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之东，直至余杭(杭州)，全长800里。唐代，运河流经嘉兴辖境约200里。
隋代前，苏州至杭州，以嘉兴为中点，早有水道可通。隋代开江南运河，在这一段多是利用或遵循旧时的河流或水体，加工开凿、掘深、拓宽、截直、联结的。新开的江南运河宽10丈，可行龙舟。江南运河开通后，成为浙北干河，大水常从运河行洪。隋唐时塘浦体系尚未形成，天日苕溪来水水势峻急，人称“悬河”，故沿河多闸堰，节制洪水，后代设施虽废，沿线的地名，如“石门”、“陡门”，仍留下历史上的遗痕。唐宋后上流来水四引，水流平缓，但为调节水位便于运输和排引，运河上仍设有闸门，以时启闭，通过船只和引水排水。主要的有嘉兴杉青闸、海宁长安闸等，均设官管理。古代江南运河路线，自嘉兴至崇德崇福经海宁长安到临平镇，然后走上塘河，元末才形成现行走余杭塘栖的走向。
大运河对便捷交通、扩大运输带来千秋的”利益，对境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赞扬江南运河说：“平河六百里，沃壤两三州。”
唐初，盐官县一带兴建捍海塘，《新唐书·地理志》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713)重筑”，这段海塘古人谓：“起杭州盐官，至吴淞江”，是第一条有明确修建年代记载的杭州湾北岸海塘。大运河的开通和海塘的兴修，为本地整治水系，开发水利，建设塘浦圩田提供了基础。
【唐中期后大规模进行水土开发】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藩镇割据，经济凋敝。官府为解决紧迫的军需民食困难，乃号召各地屯田。广德年间(763—764)，朝廷命全国各道“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之屯”，大历三年至六年(768—771)，李栖筠任浙西团练观察使、御史中远、苏州刺史，见嘉兴一带未开发的土地很多，“嘉禾之田，际海茫茫”，遂委任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嘉兴主持屯田。数年之中取得丰硕的成绩，农田面积大量扩大，水利广泛开发，从此嘉兴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区。约在大历十年(775)前后，文人李翰作《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430卷)，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发留下了唯一的记载。据文中所记：当时浙西设有三屯，以嘉兴屯规模最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经过数年开发垦植，取得粮食大丰收，“岁登亿计”，“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这些粮食大部通过漕运上缴朝廷，“方舟而上，馈我师旅”，“达于京师”，接济了朝廷的粮食需要。李翰写下了千古知名的论断：“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址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广德大历年间的这次屯垦，“划封疆属于海”，其范围不仅包括今平湖、嘉善，而且也包括今松江、金山、奉贤沿海地区和吴江的低洼沼泽区，包含海退后大陆前进新淤涨的土地和过去被淹没的土地，估计有上百万亩。屯田采用军事管理办法，各屯设都知总负责，系统严密(“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体制统一(“都知有治，即邑为之官府”)、管理严格(“有诛赏之政驭其众，有教合之法颁于时”)、政策得宜(“征宽税薄”)。朱自勉等官员带领屯众冒严寒酷暑，“野炊露宿”“簟食瓢浆”，迅速获得成效。屯垦以开垦荒地，扩大种植为目的(“取彼榛荒，划为封疆“芟以殄草，剔以除木”)，而以开发水利为实现广种丰收的主要方法。“亩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引小港水达江河，引江河连湖海，构成通畅的水系，“旱则溉之’，水则泄焉”。另外还把发展水利与水陆交通结合起来。河塘筑堤，“上则有途”，河中通航，“下则有船”。这些水利建设不仅保证了当时的丰收，也为后代进一步全面建设塘浦圩田体系打下基础。嘉兴屯的屯所旧志说在县东十八里，有高丰屯之称，今郊区七星乡有高丰村，旧志有高丰庙，当是屯所旧址。城区南堰、徐王村两地旧有高丰庙，变称为皋峰庙，其渊源均与纪念唐代屯田有关。李翰文中说：屯田时“有白雀集于高丰屯凛，盖大穰(丰收)之征也”，后人在屯区建雀母庙，演变至现代其地仍有庙，地名演称为雀墓桥，今为东栅镇雀墓桥村。
唐广德大历期间，嘉兴屯田开发水土揭开序幕后，至五代时嘉兴农业开发一直赓续进行。唐代名臣李德裕于长庆二年(822)至开成元年(836)期间，曾三度出任浙西观察使，对太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唐长庆(82l一824)时，海盐令李谔开古泾三百一所、创长丰闸二。清《海盐图经》载：“古泾三百一，广可通舟。此则余邑水利之始；而西境田土於今独为上腴……”。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刘禹锡分别在宝历年间(825—826)，太和五年至八年(831—834)先后任苏州刺史。嘉兴于太和七年(833)开汉塘(今平湖塘)，引天目苕溪水达平湖，分数脉以达华亭，适在刘禹锡任内。汉塘的开通和平湖境内水道的开发和东引，为华亭(金山、松江、奉贤)盐碱地的灌溉；提供了水源。今三店塘，唐代前原为城郊的东瓜湖，唐中期开为东瓜湖塘(东郭湖塘)，东流至今嘉善北入芦墟塘至淀、泖。海宁县唐代自长安引运河及杭州来水，至盐官，经清水塘入于海，这些河流的开通，使当地水利排灌更加发达。
唐中期后，嘉兴的骨干河流逐步形成，山区和沿海水源不多地区，也广设堰、闸、坝、笕，旱则利用蓄水或引水灌溉，涝则排水或蓄洪以减缓洪水。
【唐代中后期嘉兴渐形发达】
嘉兴、海盐两县于唐天宝十年(751)，各析一部分辖区，与娄县的一部另置华亭县，嘉兴县辖境虽缩小，地位却得到提升。唐制：县分七等，嘉兴县于大历年间升为第三等的望县，进入全国县份前百名之列。当时嘉兴县治已很热闹，唐人传奇小说有《嘉兴绳技》一篇，描写嘉兴县衙前杂技表演出神入化的技巧，事虽无稽，却反映出当时市井兴盛的情景。唐代嘉兴盐业发达，乾元年间(758—760)朝廷在嘉兴设嘉兴监，总管盐务，当时“淮海闽洛”设十监，嘉兴监居首。贞元十七年(801)时，盐课从早先的年收入百万钱增加到300万钱。嘉兴当时还与江都、洪州、金陵等地一起，是全国的造船中心之一。嘉兴的手工业纺织品大批生产，远销外地。长庆年间(821—824)，诗人元稹作《送友人游岭南诗》寄示白居易，记述广州风情，其中提到“语儿巾”在广州销售。诗注说：“南方海路稍通，其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子”。语儿巾，即是产自语儿的巾帕，是丝织品。它能大批运抵广州，商店张贴广告兜销，不但说明唐代嘉兴、海盐两县商路已开拓至边远，也证实唐代境内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丝织生产已很发达。海盐澈浦于开元五年(717)经朝廷批准设镇，嘉兴青龙也置镇。当时镇虽是军事建置，但地处海口，不能不涉及对外贸易。青龙镇后来发展成繁荣的外贸港口，澉浦一带也留下唐代与外国经济文化交往的痕迹，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曾提到，黄巢起义破广州后，中国对外贸易港口曾移至KANFOW，后代学者认为，其地是澉浦。澉浦彼时之多外人亦非不可能之事”(见《陈垣来往书信集》298页)。《至元嘉禾志》载：北宋元祐八年于芦沥浦地下出土古尼寺碑。此摩·尼教古碑当是北宋五代前外国人在海盐沿海立寺的遗存。
唐代嘉兴名人辈出，陆贽是我国历史上的名相，他公忠辅国，赤心为民，辅佐唐德宗力挽危局，受奸臣陷害，贬死异乡，其经国之言，保留在文集中至今流传。诗人顾况、邱为等诗作都享有盛名。著名诗人、政治改革家刘禹锡生于嘉兴，少年在此长大。他在《送裴处士应制举》诗中说：“忆得少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可知其少年住所正在今嘉兴城中洲东湾后。唐文德元年(888)吴越制置使阮结筑嘉兴大城，城围12里，是时嘉兴已是浙北重镇。
唐末五代初嘉兴发生几次战乱。黄巢起义军于广明元年(880)入浙围攻杭州时，钱(谬)率兵阻击，巢军曾至盐官、海盐。南宋常棠《澉水志》载：海盐有“在六里堰左黄巢巷，夹道阴翳，故老云是黄巢聚兵处”。“茶磨山，山下有港，港外周回有城堑，旧传唐末黄巢伏兵处”。唐乾宁二年(895)十月，原杭州刺史董昌称帝越州，使湖州将徐淑会吴国(淮南)军共围嘉兴。嘉兴都将曹圭环城固守。乾宁四年(897)，钱(谬)派军由海路援嘉兴，嘉兴围解。后梁开平三年(909)三月，吴(淮南)军焚烧义和(今桐乡境)等镇。钱(谬)派兵进击。
【五代时吴越国进一步治水营田】
后梁龙德三年(923)钱（谬）为吴越国王后，其基本国策是保境安民。为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和休养生息，钱氏十分重视太湖地区的治水营田事业。吴越国设“都水营田使”统一负责治水治田工作，下统四部“撩浅军”八九千人，形成一支农田水利专业队伍。吴越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唐代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把整个太湖流域，也把嘉兴的塘浦圩田制度发展到非常先进的地步，使后世深受其益。
一、修筑海塘，疏通入海干流。吴越以前钱塘江两岸的海塘，是柴塘或土塘，难挡海潮的常年冲击，不能持久。吴越时创造“石囤木桩法”，编竹为笼，置石其中积叠为堤，再于外打木桩维护，抗潮力增强。钱(谬)于开平四年(910)八月，在杭州通江门、候潮门外筑塘。据清《诚应武肃王集》称，工程曾延伸至今海宁十八堡一带，世称“钱氏石塘”。吴越又使用撩浅军专门从事疏浚和整治吴淞江及淀泖等河湖及出海干道，保持河道畅通排水入海。
二、开塘浚浦，构成周密贯通的水系。吴越分区实施塘浦工程，在嘉兴以至整个太湖东南部，每隔五里至七里设一纵浦，又隔五里至七里设一横塘。开纵浦以通江，挖横塘以分水势。“沿塘有泾，通于支港，塘以行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坞以储水”。塘浦港泾纵横成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旱涝均能保收。又在各河的重要地段及沿江海高地筑堰作坝，设立斗门，调节水流，仅海盐一县，据北宋时郏(颤)所记，就有堰坝l00余处，蓄泄兼施，分级控制，做到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经常获得丰收。
三、兴修圩田，扩大种植。在河塘两岸修堤，在堤内分区造田，隔以圩岸，以一圩为种植排灌单位。圩岸内以围田，外以隔水。野外为浜、泾、塘、浦，圩圩环水，水水相通，高低相承，不唯排灌得宜，兼得运输之便。这是向自然斗争的重要创造，也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大进步。正如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所评价“钱氏有国，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高腴之产”。在嘉兴一带圩田相传千年，一直是基本耕作单位，后世且成为地名和行政区域名称。据民国23年(1934)统计，嘉兴县计有773个圩，嘉善县有823个圩。
吴越国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比较有效地抗御了水旱灾害，发展了唐代嘉兴营田的成就，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在吴越钱氏统治的86年期间，此地岁多丰稔，库存充盈，谷价平稳，斗米十余钱。
唐、五代时期，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营田工程，基本上建成了较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把泥涂沼泽改造成棋盘式的沃壤良田，不仅使本地成为全国知名的粮桑产地，也奠定了太湖地区农业在全国的地位，向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大量的衣食之源，千千万万治水营田的军民，用血汗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建秀州，成为吴越国重镇】
吴越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嘉兴的地位。建国的第二年，即后唐同光二年(924)，钱liao在嘉兴县设立开元府，辖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开元之名，显然有庆祝吴越开国之意，当时吴越国与中原后唐王朝断绝关系，此事未报后唐的批准。后因与后唐政府修好，乃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罢开元府建置。此前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嘉兴县北境已分出一部合吴县一部，另置吴江县。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月，吴越国经后晋朝廷批准，于嘉兴县置秀州，为吴越国十三州之一，这是嘉兴正式设置州府级行政机构之始。吴越国王钱弘（亻叔）曾先后任命其从子钱昱、钱郁担任秀州刺史。
吴越秀州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崇德县是在后晋天福三年(938)分嘉兴县西境义和市等地建立的，反映了当时嘉兴西境，即今桐乡县境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
吴越时代，嘉兴的农业蚕丝业继续发展。国内外贸易也相应展开。设博易务，通南北贸易。又与日本、高丽、契丹通商。当时，嘉兴人蒋承勋几次赴日本。清泰二年(935)蒋承勋赴日本勤见日本朱雀天皇向其献羊，次年7月蒋承勋又作为吴越国正式使节赴日。吴越国王钱弘(做)在后周门顷三年(953)，又遣蒋承勋等致书于日本国右大臣藤原师辅，并赠锦绮、珍宝等，藤原师辅回书，由蒋承勋带回。嘉兴县辖的青龙镇是吴越海上交通的一处重要港口。嘉兴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名胜古迹烟雨楼、铜官塔等皆建于吴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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