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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嘉兴继续兴旺】
北宋(960—1127)时期，嘉兴持续发展。
在农业生产方面，宋真宗时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嘉兴各地都推广种植，占城稻早熟、耐旱，有的地方一年可种两熟。据记载，当时境内的水稻品种已有几十个。由于嘉兴继续保持其全国农业基地的地位，故宋徽宗在政和七年(1117)，赐秀州郡名为嘉禾。与此同时，桑麻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养蚕和丝织也很发达。“秀州绫”成为贡品，嘉兴又产锦，后人有诗称赞说：“宋锦由来出秀州”。
随着粮食增多，酿酒业兴起，州县城内都设酒务，并许人民自酿，征收岁课。熙宁十年(1077)，秀州已有秀州城，华亭、海盐、崇德三县，青龙、上海、广成(陈)、魏塘、石门、洲钱(泉)等十七处酒务，岁收酒税ll万余贯，属两浙各州之首。嘉兴的月波酒、清若空等名酒，名闻四方。北宋时，嘉兴沈(王圭)善制墨，品质优良，得到当时和后代盛誉。杭秀间有曹用笔，见称于世。
秀州的对外贸易继续发展，嘉兴青龙港是当时长江下游最大的外贸港口，与沿海各口岸及日本、新罗、阿拉伯地区通商，贸易兴盛，商舶云集。由于北方辽金相继强盛，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多依赖于明州(宁波)及青龙港两口岸。高丽(朝鲜)使臣赴我国汗京，秀州乃必经之地。传说北门外的“丽桥”即是高丽使臣出资建造。
北宋的嘉兴城已经是一个布局有序的美丽水城。城中大市上官街(集街)，市肆荟萃，为贸易闹市。清代出土的北宋政和三年(1113)古砖铭文上称，当时这条大街上“人丰翕集，市井骈阗”，足见当时市街之繁荣。
嘉兴城内东北部有天星湖，湖周水木清华，花柳缭绕，多巨室大宅，是风光优美的住宅区。西北部有月波楼，月波楼下的金鱼池是中国金鱼最早的产地和饲养地，与天庆观等多处古迹均为人们游赏登临之处。城中部子城内是秀州衙署，城墙上和垣内有许多楼台建筑。北宋著名文人毛谤和张先在嘉兴任职，毛滂曾作《月波楼记》，为人赞赏；张先在府衙作词《天仙子》，其中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传诵至今。城外佛寺遍布，城南的真如寺和真如塔即建于是时，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为之写记。城外西南郊的西南湖，即风光绮丽的鸳鸯湖，是名胜之区。大文学家苏轼曾游其地有诗：“鸳鸯湖上月如水，夜半孤舟鸳鸯起……”。湖南的放鹤洲，在唐代即已著名，北宋末著名词人朱敦儒自洛阳流亡居此。再远处大运河边今高照、八字两乡交界处有著名的本觉寺，既是有名的寺庙，也是交通干线上的游览地。宋熙宁时，苏轼曾三次来寺访问其同乡僧人文长老，第三次来时，文长老已逝世，苏留下了“三过堂前老病死，一刹那间去来今”的名句。后人在其地建“三过堂”，纪念苏轼和文长老的友谊。
【北宋时太湖地区水患加剧】
五代以后，嘉兴水路基本形成河、湖、海相连，塘、港、田相承的体系。入宋以来，由于水政体制改变和自然条件的变迁等因素，导致水情逐渐恶化，洪涝灾害日益严重。
一是唐宋时，太湖平原地面缓慢下沉，吴江、昆山一带，以淀山湖为中心，成为下沉的锅底，以致积水难排。同时，由于长江泥沙增多，东部海岸线向外伸展，太湖地区排洪干流伸长，河床比降趋平，河道淤积，宣泄能力减弱。二是太湖古三江中的娄江、东江宋初均已湮废，仅余松江(吴淞江)为唯一排洪通道。而吴淞江在宋初宽达九里，后因庆历二年(1042)，在太湖出水口处，修筑长堤，横截江流，以减缓水势；庆历八年(1048)又兴建吴江长桥，江面逐渐缩窄，下泄水量减少，下游水流常积滞于淀山湖、三泖一带。三是塘浦圩田系统遭到破坏。主要是因为生产关系变化和人口增多，圩区变小、圩田分割，圩区管理被割裂，更有统治阶级的肆意破坏，如宋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两浙转运使乔维岳只顾漕运舟楫便利，凡碍舟行的堤岸堰闸设施一概毁除。又宋代制度规定品官限田免税，官员为多占田亩，平毁江堤圩岸，或开为田，或种植英菇菰蒲，以致削弱了防御洪涝的能力。这些原因造成苏、湖、常、秀诸州低地洪涝弥漫，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秀州境内的嘉兴等县深受其害，良田沃土沉于波底，或沦为沼泽，村庄庐墓也被淹没，湖泊增加，涝渍扩大。
北宋时虽有景祐元年(1034)苏州知府范仲淹开五大浦疏导诸水，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海；宝元元年(1038)两浙转运副使叶清臣疏浚盘龙汇、沪渎港，新辟河道，使水流径直出海；嘉祐六年(1061)两浙转运使李复圭按上法疏浚了吴湘江中游的白鹤汇；熙宁六年(1073)司农寺丞郏(宣)提举兴修吴淞江水利；以后又有毛渐开大盈、顾会二浦，徐确淘封家渡至大通浦出海口等治水举措，仍未能根本上消除这一地区的水患。
【方腊起义军进攻秀州失败】
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月，浙江睦州清溪县农民，为反对官府苛酷的勒索和骚扰，在方腊领导下举行起义。三个月中，占领了杭州等六州和五十二县。宣和三年，方腊遣将方七佛率起义军六万，来攻秀州。前秀州统军王子武率军出城会合宋军童贯部前锋王禀与起义军激战于城外。起义军被迫撤往临安，据称方七佛部损兵五千，起义军遗骨堆埋于今南湖乡南部，成塔形，后世称为六万军塔。
【南宋初金兵侵境】
北宋末年，宋王朝腐朽无能，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占领汴京，北宋覆亡。宋建炎三年(1129)，金人南侵。十二月，金兵据临安，犯余杭。杭守臣康允之退保海宁赭山，安吉人朱跸率兵抗金，死于赭山。金骑兵二百自黄湾至海盐招降，在彰庆馆(今官堂乡安静桥处)前遇宋兵。宋兵碎碑石为炮与之战。是月，金兵入海盐县城，纵火焚资圣寺，房屋数百间全毁。
建炎四年(1130)，金兵攻秀州，由金宗弼(兀术)亲率。权州事邓根留、兵马都监赵士医登城御敌，城破，士医为流矢所中而死。两浙宣抚使周望闻金兵至崇德县，调太湖舟千艘赴吴江御之。金兵北归时，宋军一部在嘉兴以北的平望狠击金兵的尾部“大破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则率部迎头痛击金兵大队，获得镇江大捷。在此之前，韩世忠曾在建炎三年十二月屯兵秀州的华亭，大治战舰，准备截击金兵的归路。四年正月，又引兵抢占镇江，迎击金兵。
【南宋时亮兴为都城外围重镇】
北宋时，秀州为上等州，称秀州军事。宋室南渡后，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四年(1130)，定都临安，嘉兴成为畿辅之地，地处要冲，显得更为重要。故驻有重兵，有禁军、厢军两部分，禁军为中央军，厢军为州兵。厢军有一指挥(单位名)兵员近千人，禁军若干人。各县水陆要冲设巡检司。
绍兴二年(1132)五月，宋宗室赵子(
)之子伯琮被宋高宗立为嗣。赵子( )是宋太祖赵匡胤少子赵德芳的后裔，建炎元年(1127)，任嘉兴县丞时，生子伯琮于官舍。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赵伯琮接帝位，并改名为赵(
)，即宋孝宗。这样，嘉兴就成为“龙兴之地”。因此，宋孝宗的孙子宋宁宗于庆元元年(1195)将秀州升为嘉兴府，继续管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嘉定元年(1208)，又升嘉兴府为嘉兴军节度，知府职衔为知嘉兴军府事，节制澉浦金山水军。澉浦水军建置于开禧元年(1205)，称殿前澉浦水军，额1500人，在澉浦、乍浦设统制。体制的升格，对嘉兴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
宋室南渡时，北方南移人口大量增加，嘉兴为富庶之区，容纳的南渡人口更多，其中不乏官宦之家和世家大族，如在平湖和崇德的宋宗室赵氏，嘉兴的岳飞后裔和项氏，濮院的濮氏等。
南宋在江南的偏安局面获得稳定后，嘉兴城市十分繁荣。嘉兴城内外有很多街坊，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末元初，嘉兴街坊有七十余，桥梁有七八十座。其街巷、桥梁名称中的一部分，是以行业命名的，如醋坊、鱼行、丝行、米棚、猪儿、船厂、孩儿等，从街巷名称中还可知道城内已有混堂(浴室)、瓦子(戏馆)等设施。南门外西起米棚下，东至南湖边，一直延伸到南堰，是绵亘数里的商业区，“人烟稠密，灯火万家”。运河里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城市中手工业品繁多，除丝绸以外，漆器、金银器皿都精美绝伦。宋祝穆《方舆胜览》说：嘉兴的“百工众技与苏杭等”。当时嘉兴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二月，沼令保管好秀州造船的钱物(见《宋会要》)。南湖周边，多豪门大家的园林别墅，其中宋尚书潘师旦园会景亭，有十余胜景。赵孟原作有《会景亭记》。烟雨楼在湖滨高氏园中，成为园中的一组建筑。
嘉兴属县的治所华亭、崇德、武原成为繁荣的县邑。新城(塍)、新丰、乌镇、永乐(濮院)、广陈、魏塘、澉浦、白牛(枫泾)、陶庄等镇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新城(塍)、新丰的得名，明显具有新开发的色彩。
为发展海外贸易，建炎四年(1130)，秀州市舶务驻青龙镇。绍兴二年(1132)两浙市舶司自杭州移至华亭，设分司于青龙镇。淳祐六年(1246)，在澉浦设市舶官。十年，置澉浦市舶场。广陈则早在天圣元年(1023)，置广陈榷场，管理贸易。当时，各港口外舶云集，贸易繁盛。
南宋时，嘉兴人文蔚起。岳飞之孙岳河曾知嘉兴府，著《金伦粹编》，为岳飞辩冤，同时又是著名藏书家。宗室赵孟坚(子固)为著名画家，品格高洁。常棠隐居澉浦，纂《澈水志》，简洁有法，为镇志之滥(
)。
【南宋后期社会矛盾加深】
南宋期间，财政开支浩繁，人民负担沉重。秀州为财赋之区，捐税苛重，农民除夏秋两税身丁钱米外，还有各种苛捐，“正耗“加耗”，税米一斛，有须实际交纳五六斛者。还有“和籴米”，名为和买，数量既大，常对等征一朵一，又低价或不付现银，民间困苦不堪，农民常破产逃亡。另一方面，官僚、功臣、贵族、豪门却大量兼并土地，利用特权免税建造庄园，招纳佃客，肆行压榨。南宋初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在嘉兴附近和乌镇拥有米庄，占田不下十万亩。特别是他们垄断围湖造田，肆意掠夺土地，甚至围垦淀山湖，破坏水利，宋孝宗几次下诣都不能制止。
南宋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反映在国家财政上，困难严重，政府滥发纸币(会子)用以开支，币值不断低落，人民深受其害。贾似道当政后，对土地兼并之祸不仅不设法解决，为了解决军粮和财政困难，反而采取掠夺土地，由国家直接收租以求增加收入，缓解窘境。从景定四年(1263)开始，贾似道推行公田法，规定对浙江东西路及江南东西路官户民户的田地，分别按身份规定限额，逾限的一律由政府回买三分之一，每亩收租满一石的给40贯，不满一石的按比例减价。计划回买田地一千万亩，执行后浙西六郡平江、嘉兴等地，回买了350万亩，由政府设公田管理机构经营，直接收租。
推行公田法，各地流弊百出。先是按官品回买逾限田，继而转为派买，二百亩以下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所强买来的并不都是大户的逾限田，小户人家的田地也强制收买，除给价不足，支付多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会子)外，还搭配度牒、告身等无价值之物，前者随时贬值，后两者无法售出。公田法施行之后，整个社会骚动，不久即告失败。嘉兴被回买的公田，在元明两代被政府继承下去，以田租作税额，造成了明清时期田赋更加苛重的恶果。
【海侵加剧，海岸及江口岸线退缩】
东晋时海退，杭州湾北岸岸线在大小金山至王(黄)盘山抵澉浦一线。两宋迄元代，海潮猛烈，海进严重，海岸内削。最北原与大陆相连的大小金山(距今金山嘴4—6公里)没于海中，其时据学术界考定，约在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清松江人王霆作竹枝词，有注说：“鹦鹉洲，古海盐洲，后沦于海。元末，金山北岸潮势稍缓，瞰其下，有桥、有井。得一碑，曰‘鹦鹉洲界’”。据此，今平湖县东湖(当湖)又名鹦鹉洲，实与古鹦鹉洲有渊源关系。再南的王盘山，原亦与大陆相连。南宋《澉水志》载：“旧传(海盐)沿海有三十六沙岸，九涂十八滩，至此山(王盘山)上岸，去绍兴三十六里，风清月白，叫卖声相闻，……后海变，此山渺在海中。淳熙十年有于傍滩潮里得古井及石桥树根之类，验井砖上字，知是东晋屯兵处”。王盘山今距乍浦55里，其间的土地至迟于北宋时已陷于海中，山与大陆隔断。在海盐县正面，据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所述，原“自县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镇，有捍海冈十八条，岁久波涛冲啮，尽为洋海，十八条捍海冈无一存者，县治去海无三百步”，又据《海盐图经》等书所记：海盐县东南五十里为贮水陂，县东七里有海月亭，五里有望月亭，三五里内有唐时所置的宁海镇、望海楼等诸名迹，南宋时“俱沦于海”。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风潮大退，人见海中“街衢、井灶、础柱、甑磁之属”，都是唐宋遗迹。澉浦一线虽有群山屏障，亦向内收缩。宋建炎三年(1129)黄道庙原在石帆村，“因陷于海”，宝庆三年(1227)庙移于长墙山腰。
钱塘江口自北宋末起潮患加剧，潮势北逼，潮灾频仍。盐官县城原距海四十里，宣和四年(1122)江潮猛冲，水距县城仅数里。南宋时愈演愈烈，嘉定十一年(1218)，潮水冲激沙岸，芦洲盐池，荡然无存，翌年潮势深入，逼近民居。嘉定十五年浙西地方官上奏，谓：盐官原与海相距四十里，数年来，水失故道，早晚两潮奔冲向北，四十里地土地尽沦为海，水逼县城。
由于海变，境内在两宋至元时约失去五六百平方公里土地，农业受损，盐业衰落，沿海人民生命安全亦不能保障，再加内地洪涝为患，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于是修海塘，治涝患，成为境内以后上千年的严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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