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节录）

　　关于沈曾植一生学术活动的评价，以王国维在《七十寿序》中说得最为恰当：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纵观近代儒林，沈曾植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传统儒士，一位有着精深造诣和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文化名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和所从事的事业大都早巳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 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的识高议平及先知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