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

　　他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等，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事。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

　　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