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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是清末民初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集诗人、学者、官僚等种种角色于一体之复杂而重要的社会身份，使之不仅于清季迥出流辈，罕见其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末世旧式文人的典范，即所谓“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1。在他的身上，凝聚了风云际会、新陈擅代之时中国知识阶层整体的困惑、彷徨、挣扎和奋斗。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追求，鲜活地拴释着易代之际一世士林的心灵冲突。
胡先骕《海日楼集跋》称誉沈曾植是“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先生，未之或先也”2。这一评价相当高，却绝非送美之辞。在近代学界，象沈曾植这样于经、史、音韵、训访、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乃至书画、乐律等等无不精通妙擅的硕学大儒，确然无人可望其项背，诚如王国维所言，“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3。然而，仅仅看到沈曾植之邃于旧学，而将其归入守旧派的行列，却未免失之皮相。沈曾植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尚且有待于重新认识。他的学术水准，不妨视作晚清之最高峰，但以继匿者之业绩来比照，已难免积薪之叹。那么，从文化史、学术史的立场出发，沈曾植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管见以为，沈氏关于中华文化传统命运的忧思，尤其是他因之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才是今日之研究中应予认真关注与思考的地方。
沈曾植作为一位深具经世致用思想的杰出学者，他观照社会政治与现实人生的方式，即在于他对学术本位的坚持。应该承认，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世，是清季学界的一种整体祈向，而沈曾植于同济之中，尤为翘楚。此种观念的引顿，加之沈氏对文化传统的挚爱与守护，使他将“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当作了自己毕生的学术志愿4。沈曾植深厚的学养，为他提供了足够广阔的胸襟和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来容纳和辨析所谓的“新思想”。以下，不妨就沈曾植的学术历程来稍稍追溯一下这一理念的形成终始，以便于进一步的阐述。
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提到，沈氏“因西北边疆多故，治西北舆地之学，期应世变”5。这里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沈曾植治学之旨归所在，即“期应世变”。有了“弱冠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6的扎实基础，沈曾植在这种经世观念的指引下，尽得以肆力于他的“应世”之学。沈曾植于光绪六年(1880)成进士之后，开始了他十七年的京官生涯，先是以主事观政刑部，后又调任总理衙门俄国股章京。这是沈曾植学术思想逐步定型、学术成就渐为世人认可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的眼界和思维的广度、深度渐次拓展、加深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内，他一方从自己的职守出发，在早已精通《大清律》的基础上，深究古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刑统》一直追溯到汉魏时代的律令，撰写了《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等著作，被誉为当代“律家第一”7。另一方面，他的舆地之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不但以《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等著述而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西北地理衍变方面的最高成就，而且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四裔舆地，从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南北新疆、西藏直至东南亚唐宋以来的贸迁沿革、商埠旧址都有详尽的考释，发前人之所未发。沈曾植的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为彼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提供了历史与理论的依据，发挥了切实的济世效用8；更重要的是，沈曾植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从而为他从“兼综汉宋”跃上“熔铸中西”的更高层面创造了条件。换言之，以学术为业、以经世为本的根本立场，加上他的天才创造，为“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宏伟构想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沈曾植在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给张之洞的《论行新政书》中说道：“日本以将相之和，尽其臣民之用，是变法之最有效者。然日本于西法讲求委曲，于国俗剂量分寸，其心思之微密，决非吾人之浅尝暴发者所可同日而言。”9这里不仅有沈曾植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而且也反映出他对于取镕调和“西法”与“国俗”的一些思考，他隐然将此视作了日本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在这一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这一方面体现出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另一方面也是其思想不断进步与开明的反映。光绪三十三年(1907)，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10。这次出访，使学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两年后，他派谢凤孙等人赴日本东京考察该国租税体制的沿革流变，意欲整理出整个东亚地区的租税法之统系，并希望参照欧洲税制而达到变通改进之最终日的11。
“冶新旧思想于一炉”之构想的萌生，本自于沈曾植的学者立场与经世抱负，而倘若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层面来考察，那么它就决不仅仅属于沈氏个人，而是那个时代下中国知识阶层同关注的课题；或者说，这一构想的提出，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们就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2，他们的惶惑与焦虑，比起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们对夷狄入主中原的恐惧，当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自林则徐、魏源以降，士绅阶层的优秀代表们启动了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魏源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最早反应模式“中体西用”开了先河。1860年代以后，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l3的主张。之后王稻、郑观应、薛福成、沈寿康等人相继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对此作了系统的阐发和升华，他指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4，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世人关注西学的焦点从技术文化提升到了制度文化，既是对洋务运动破产的检讨，亦且与当时维新派的精神不谋而合。作为与张氏和维新党人都有极深渊源的人物，沈曾植在这一时期萌生出“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想法， 自然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了。
谢凤孙在为沈曾植所撰的墓志铭中提到：“今日文章道德、学问经济，可以为世法者，北则张公，南则先生(案即曾植)，物望所归，四海两人而己。”l5此语虽不免夸张，但以张之洞与沈曾植并举，却颇有意趣。沈曾植与张之洞的确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沈氏“冶新旧思想一炉”的理念在本质上也并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然而，“中体西用”作为一个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口号，只是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消极回应，带有浓厚的“防御性”的特征。而沈曾植的主张相对而言，这种保守色彩要淡得多，因而其内涵也要更加丰富一些，适应的层面也会更广一些。尤为重要的是，沈曾植晚年的某些举动，赋予这一主张以更新、更深的思想内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冀以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16。这一方面显现出淡出政坛的沈曾植向学者身份、学术本位的回归，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日益深刻的体认。他既然提出“须兴儒术”，那么无疑证明了他对“新旧思想”的交流与碰撞的认识，已经从制度文化的高度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至少已开始意识到思想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这一命题的焦点，正由“工具理性”在向“价值理性“悄悄地转换。到这个时候，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似乎已经无法再涵盖沈曾植的主张了；而后者一经逸出，便将“体用论”又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之后，他的继踵者——王国维、辜鸿铭等辈，抑或他的反对者——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回应与反击的声音皆已隐约可闻了。至此，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现实意义便告终结，而“冶新旧思想于一炉”正向一个新的时代延伸，尽管随后关于中西思想的讨论也大大超出了沈曾植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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