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可以正面来谈一谈对于沈曾植之“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该当如何理解的问题。上文提到，沈氏的这一构想实际上有一个认识上逐步深化的过程。但也应看到，这一过程是随着沈曾植对于西学、对于中国社会危机的体认的不断深入而渐次发展的，而他对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的态度，始终是信而弥笃，始终不曾改变。他甚至把“兴儒术”奉作了“复兴亚洲”的关键，可见他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信奉是多么顽固坚定了。王国维亦曾指出他治学之道的效用，即在“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17。“正鹄”者何?即沈氏所谓之“旧思想”也。因此，沈曾植这一理念的基本精神，是以对中华文化本位主义的信仰为逻辑前提，通过“旧思想”对“新思想”的消解、吸收而加以渐进的改良，最终达到维持、巩固传统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的根本目的。他心中最为理想的范式，就是当时的日本模式，即通过引进西学而改良国俗，以实现“保君权”、“存国教”之鹄的。这从前文所引其关于日本变法之评论中可以得到确证。所以，所谓“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说到底，就是“冶新思想于旧思想之炉”，其精神实质，依旧不出“体用论”之藩篱，而具体内涵，则有所进步。
以上是从社会历史的价值层面对“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局限性一望可知；而倘若从学者个人学殖研炼的角度来评判，则又另当别论了。实际上，前者是对这一理念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意义的抽绎，而后考也许才是沈曾植产生这种想法的直接动因。也就是说，沈曾值是希望在他个人的学术建树上臻于融贯中西的高度。而从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来看，他确实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至少是无古人的杰出成就。最有力也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就是彼时国外学者对他的至高推重。谢凤孙所撰沈氏墓志中特别提到：“先生之说，海内士大夫翕然服之，朝廷嘉之，固已至矣；而不意见称于东西学者之书，尤有加乎是者。德国学者愷士林，曼曩谒生纵谈良久，其著述言先生事至悉，至推先生为中国圣人。东瀛则服从先生者尤夥，至有以先生字名其书者。其没也，东西学者闻而惜之，同于中国……”“当时的海外者如日本之那坷通、藤田剑峰、内藤虎次郎、法国之伯希和等诸博士皆闻声倾慕，遏谈相契。俄国学者卡伊萨行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书，
日本学者西本白川为沈作小传。他赴日本考察学务时，“彼邦人士来请益者，虚往实归，皆厌其意以去”19。在中国积贫极弱的形势下，沈曾桓在国外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恐怕就决不仅仅是凭着他邃于旧学所能达到的，换言之，没有对西学深厚的了解，且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镕铸自出，他就不可能博得如此的赞誉。钱仲联先生提到，在沈氏《海日楼札丛》中，他解说《国语》韦昭注之“九黎，黎氏九人同位”和《尚书·吕刑》之苗民，结合西洋史例，以为“殆可称为共和民治”20。这就不但突破了汉学家说经之途辙，而且可以作为沈曾植在个人学殖方面打通中西之精深造诣的确证。就此而论，沈曾植不仅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倡导者，并且本身就是实践这一理想的典范。在他之后，无论是尝亲炙沈氏的王国维、辜鸿铭，还是与之有通家之好的陈寅恪，又或者刘师培等辈，无不以兼贯中西而为二十世纪学界之巨擘。尤其是王国维、他在沈曾植的基础上，更大胆地倡言“学无中西”、“学无新旧”2l，要“破中外之见”22，而且认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之发达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23。从“中体西用”到“学无中西”，可以清晰地把捉到清末民初思想发展的脉络，而沈曾植无论是在理念或者实务方面，都是二者之间不可缺少的过渡。沈氏之于学术演进的影响，于兹可见。
沈曾植没有象张之洞那样，以《劝学篇》束系统而完整地阐述自己“中体西用”的思想；他标举“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却并不发为著述，而似乎更愿意任其学术与社会活动中，来亲身必履践这一构想。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言，“寐叟博通万卷，不着一字，佛家所谓‘圣默然’者也”24。“不着一字”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沈曾植留下的成系统的学术著作确实不多见。然而，这于他的学术成就以及声望地位，亦并无多损。就“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这一理念而言，它的历史意义与其说在其颇具折衷主义色彩的文化方案，毋宁说在其提出的问题本身。它既涉及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基本课题，以及这一变革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在理论高度上，它超越了“体用论”而更倾向于人文与价值理性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张之洞等人思想体系的拓展，从而在揭奖文化更新的深层难题方面更进了一步。沈氏的这一理念，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间上，还是在其具体的表述形式上，似乎都与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更为贴近。在从宏观(社会文化)层面成为“中体西用”的外围命题而发挥重要辅翼作用的同时，沈氏之理念还有微观(个人学术素养)层面的特殊价值。这是前人所未涉猎之领域，它实际上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准备的问题，非常值得深思。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构想，确然有其独特的光彩。
沈曾植作为近代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代这宗师，其毕生之思想学术、道德文章，所可指发者，往往而在，“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己，尚远不足体现他的价值与成就。然而，仅此一隅，就可以见出沈曾桓在近代学术史上继承前哲、开创来学的崇高地位，足够令后世学者仰若高山景行了。无论今日之学术成就能够在多大层面超越沈氏，他终不失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更确切地说，他是“巨人的肩膀”。
注：
1 王森然《沈曾植评传》。见《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
2 转引自钱仲联《沈曾植诗学蠡测》。见《文学遗产》，1996年第l期。
3 王国维《沈乙庙七十寿序》。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观堂集林》卷十 九，1927年秋校印本。
4 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沈氏)初在日时，甚契日本 职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自是直欲冶新旧思想于一炉 矣(原注：西本小传)。《沈寐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5 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见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十七，苏州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同注5。
7 《沈寐里年谱·光绪六年庚辰》：先是公(曾植)己湛精今律，至是更深究
古律令书， 由《大明律》、《宋刑统》、《唐律》以上治汉魏律令， 长安薛云阶尚书允升推为律家第一。
8 宋慈抱所作传、谢凤孙所作之墓志铭等等，都提到沈曾植在俄国西伯利 亚铁路建议之前，主张自借英款创亦东三省铁路以及据理力驳俄国谋求 黑龙江渔业航务利益之野心等诸事，说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当时确实 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9 见《沈寐登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0 见注4。
11 沈曾植这一规划得到了日本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次 比较成功的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也是沈曾植镕铸中西之学的 又一实践。见《沈寐里年谱·宣统元年己酉》。
12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
13 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论著辑要》，中华书局，1988年版。
14 《劝学篇序》。见《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见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台湾文 海出版社，1980年版。
16 《沈寐叟年谱·中华民七年戊午》：公尝谓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欲 兴儒术，须设立经科大学，先当并设亚洲学术研究会(原注：西本小 传)。本年上海有亚洲学术研究会之筹设，公实启之。
17 同注3。
18 同注15。
19 同注4。
20 《论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前言》。见《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 鲁书社，1993年版。
21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观堂别集》卷四， 同注3。
2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静安文集》，同 注3。
23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同注22。
24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同注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