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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剧种
【海宁皮影戏】
海宁皮影戏始于南宋，清朝末期最为盛行。到本世纪80年代，有近八百年历史。据皮影戏艺人述：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不久，即有北方皮影艺人到临安戏场(当时称为瓦舍)演出影戏。海宁地近都城，皮影戏很快在境内传播。先是达官贵人、上层人士在寿庆、喜期、丧吊、宴会时请艺人演皮影戏。清光绪年间，朝廷下令禁止在阀门演出，皮影戏一度衰落，艺人大多转务农业。他们在乡间传统节日和民间婚丧喜事中演出，逐渐为乡闾喜爱，又趋繁荣。蚕户为求蚕花二十四分(求祈丰收之意)，养蚕前由独家或几家合起来请皮影戏班演出，通宵达旦。演毕，由戏班揭银幕(桃花纸)贴上蚕匾，以示吉庆，再由蚕户给戏班桃花纸换上银幕，此谓蚕花戏习俗。皮影戏流入民间后，成为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清末民初，全县有11个戏班，近百名艺人，分布在斜桥、盐官、郭店、石井、庆云、长安、辛江、周王庙等地。
解放后，传统习俗改变，皮影戏又转入业余活动。1954年，全县仅存四个业余性班团。1956年6月，浙江省成立木偶皮影艺术团。海宁的皮影戏以周王庙魏伯荣的剧团为基础，吸收其他班团艺人成立皮影队，常在外地为外宾和儿童演出。1958年改为浙江皮影剧团，下放到海宁县管理。50年代，皮影戏的剧目以神话、童话为主，景片照明废弃油灯改用电光，银幕也得到扩大。文化大革命中，皮影戏停演。1980年，恢复皮影剧团，但操作人员不齐备，又后继乏人，业务也不景气。1982年停止演出。
海宁皮影戏有声腔、皮人脸谱造型、剧目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声腔古老。南宋初，皮影戏刚传人海宁时，唱腔比较简单，后来受昆腔和江南丝竹影响，形成海宁皮影戏自己的曲调。有三个系统：一是乱弹，高亢激越，一般用于开台戏和武打戏，用板胡、二胡伴奏为主，其主腔为三五七、文二凡、武二凡、文三凡、武三凡、回龙、叫王龙等；二是高腔，幽美姻雅，一般用于抒情叙述的正本戏，用笛子、二胡伴奏，其声腔有长腔、日出扶桑、深深下拜、上上楼、十八板、当头君官等；三是曲牌，包括锣鼓，用于特定环境的专用乐曲，有艳阳天、太极阴阻、祥云万道、倒地煞等。整个音乐曲牌曲调近百种，现在仅保留了四十余种。
其次是皮人脸谱造型颇具特色。其脸谱既接近于京剧，又不同于京剧。它按忠、奸、贤、义的不同性格，喜怒哀乐的不同表情来加以夸张、塑造。为了符合剧情发展，适应操作上的艺术需要，有时候同一个人物要换几次头面。
另外是剧目丰富，大戏小戏、文戏武戏，有近三百个剧目。好多剧目是其它剧种没有的，如《聚宝盆》、《后玉婿蜒》等。由于皮影戏剧目系老师父口传，一般艺人只能演二三十个热门戏，故剧目失传较多。现已搜集到的剧目243个，其中正本戏78个，开台折子戏(大多为武打戏)165个。
【桐乡花鼓戏】
桐乡花鼓戏系外地传人，用桐乡乡音同调歌之的滩簧小戏剧种。查其来源，一说是从宁波、余姚方向的鹦哥班传来；二说是从长兴、湖州方向的湖滩传来；三说是此戏常在农民采摘桃李花果时演出，所以名为花果戏。经把花鼓戏的三种曲调与湖剧、锡剧等滩簧剧种对照(特别是湖剧的本滩、春戏两调对照)，第三种说法比较可信。明清《南浔镇志》和《双林镇志》对花鼓戏也有记载。《中国戏曲发展纲要》(周贻白著)在《滩簧》一节中说：“湖滩受上海东乡调及常州滩簧的影响，搭台演唱的名为花鼓戏。”故桐乡花鼓戏与湖剧、锡剧同源。
桐乡花鼓戏原在崇·福县境内的民间流行。1952年，在崇福县文化馆馆长胡秋心的关心下，将分散在民间的花鼓艺人共14人，组成爱民花鼓戏小组，组长是闻名全县的名丑沈叙发(诨名裁衣阿大)。胡秋心为花鼓戏小组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剔除糟粕，使这一剧种健康地为农民服务。
1958年，崇福、桐乡合并。1959年桐乡县文化主管部门将在农村的花鼓艺人调至县城，招收青年学员培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桐乡县花鼓剧团，全团28人，团长陈振华。1961年困难时期，剧团下放为民间职业剧团。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期解散。1979年重建剧团，团长浦炳荣，副团长屈如娟。
桐乡花鼓戏主要演员有沈叙发、黄娟秋、高如英等。沈叙发浑身笑料，妙趣横生。他在台上一跺一指、一瞪一睨、一言一词，无不令人捧腹，人称冷面滑稽。他在演《卖草图》一折中连唱几十句“大来文”(自夸)，字正句清，观众呼好之声不绝。他1959年死于整团时。
1959年前，剧团通常只演二小三小戏。1959年后，逐渐发展到演大型戏，但每场仍加演一出传统小戏。有时也演专场。演出剧目有《卖草囤》、《还披风》、《借黄糠》、《磨豆腐》、《李三娘》、《临江泽》。主要曲调有同湖滩相似的行路调、烧香调、正板及各种小调。乐器有二胡、板胡、月琴、三弦、鼓板等。主奏乐器是圆筒子的蟒蛇皮二胡。
桐乡花鼓戏在桐乡县和毗邻各县的乡村，深受观众欢迎。
【平湖花鼓戏】
平湖花鼓戏，又称西乡花鼓戏，是早年流行在平湖、松江一带城乡的民间地方戏，素以曲调优美、乡音浓郁、婉转动听著称。至今已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据清嘉庆十八年(1813)诸联《明斋小识》卷九记载：“花鼓戏传未三十年。”依此说，花鼓戏产生的时间是乾隆十八年(1753)左右。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续志》记载：“有棍徒携带妇女，出没乡鄙，演唱淫词
……俗称花鼓戏。……钱学纶《语新》谓此风始于乾隆年间。”
花鼓戏发源地相传在平湖城北泖河十四坊和松江华亭一带。明清时，这一带民间盛行唱山歌，有榻花山歌、田山歌等，后发展成为说唱。乾隆年间，随昆曲的衰落，民间说唱应运而生。平湖乡村农民在田间耕作之暇，由自我娱乐而进入乡村茶馆搬演杂剧，因唱腔源于榻花山歌，又取蛙歌和鼓舌之义，因此称为花鼓戏。
平湖花鼓戏的语言和曲调，都是“村愚悉能通晓”的泅水乡音俚曲。以后，又从苏滩中吸收和融化了一些曲调，日臻完美。19世纪中期是平湖花鼓戏的兴盛期。当年享有盛名的艺人有唐大阿法、三先生、黑阿桂、杨大先生、小驼子、陆双福、滑稽王先生等。那时，演出形式极其简单，演员只有上、下手(也称男、女口)，加一位琴师。琴师大多数也会唱戏，鼓板由演员轮流敲。辛亥革命前后，艺人队伍扩大，演出的戏从原来演唱对于戏发展到同场戏。伴奏乐器除二胡、鼓板外，又增添了小锣和笛子等。那时，在群众中颇有声誉的花鼓戏班子有三家。一是张挨老，平湖全公亭人，是三兴之徒。原唱扎头髻(女口)，后改唱上手(男口)。其妻金阿宝，也是全公亭人，是黑阿桂之徒，因长相俏丽，嗓音甜糯，红极一时，人称蜜萝阿囡。二是高桂生，平湖县全公亭万禄洪人。其妻李新宝，也是有名的前辈，平湖县秀平桥东北李家村人。三是李顺元，平湖县秀野桥李家浜人，陆双福之徒。这三家戏班各拥有一条趟板船。每班的演员有四至六人。每年在元宵节过后就开始往杭州赶香汛期。平湖花鼓戏假座松木场附近的四喜楼、三山堂等茶馆场子开演夜戏。从正月十九开锣，一直唱到三月初罢香市止。此后，回到当地唱春台戏。演唱活动的范围，除平湖县乡村外，还有松江、金山、嘉善、嘉兴、硖石、青浦等地的乡村。
平湖花鼓戏在农村中演唱时都搭高台。高台是临时借用农家的稻床搭成，上面铺上从农家借来的大门。台中央挂一张竹簟或芦帘当天幕。这就是舞台。在集镇上演唱时，都进茶馆场子。演出一个场子称一排，为期十天。，半排是五天。演员的服装都是平日随身衣裳。演《庙堂相会》扮陈宰廷的演员，头戴一顶没有顶子的瓜皮帽，帽沿上缝；条长辫子，拖在脑后，身穿长衫，手执折扇。唱书撞的，就把辫子盘起来，鼻梁上扑点粉。唱金秀英的，前清时由男角反串，头戴连有假发髻的阳套，这就叫扎头髻。后改由女演员上台，不再用扎头髻。演员穿的是便服，有时根据角色需要，就地向绅董或小康人家借。演出时，舞台上放一张半桌，两把椅子，左边的拉二胡，右边的敲鼓板。出角色时，演员先站在桌子前，唱头一句是面壁的，然后边唱边转身。演出的顺序，先拉合头(三六、八板等乐曲)，再敲阳档，唱开篇，接下去，就开演正戏。正戏演毕，还有点翻牌。这时，听众要掂艺人的斤量。他们点翻牌往往都是忌嘴戏(格调比较庸俗、低下)如《五更乱梦》、《何一帖》、《十八摸》等。
1924年后，平湖花鼓戏艺人中出现了新秀张彩霞(1912年生)，系张挨老的大女儿，人称蜜萝阿囡。她聪慧过人，嗓音又好，13岁就登台献艺，没几年声名渐起，受江浙两地观众称誉，有松江梅兰芳之称。1933年，她与吴金发到松江组织爱红社，唱头牌花旦(此时张挨老一家已移居松江城厢)。1938年日军侵入松江，她随剧社避居上海租界。张彩霞仍唱头牌花旦。解放后，她在上海人民沪剧团工作。另有女演员南风英(1907年生)，高桂生之女，当年在平湖、松江一带也负有盛名。日军侵占平湖后，汪伪政权禁止演戏和庙会活动，艺人迫于生计，逃往管制较宽的松江、金山、上海等地谋求生路。那时，上海租界已盛行改良申曲(浦东滩簧，又称东乡调，后改沪剧)。平湖花鼓戏艺人改学改良申曲。跟不上潮流的艺人只好弃艺归田。1956年夏，县文化馆在平湖前港乡吉城村发现了已归田务农的老艺人林剑雄和林三官，挖掘出濒于湮灭的平湖花鼓戏。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派音乐干部曹先摸将花鼓戏的曲调记录下来。以后从松江请来已改唱沪剧的平湖花鼓戏艺人唐玉、谭翰芳、马小妹、陈根梯、陆德良等组成了平湖花鼓戏队，恢复了西乡调唱腔。后来在平湖吸收了青年艺人江祖定、唐雪英、俞生明等三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平湖花鼓戏队停演。艺人改行转业。
平湖花鼓戏剧目丰富，分对子戏和同场戏。对于戏大都取材于恋爱、婚姻方面，也有少数反映世俗生活，如《双榻花》、《绣荷包》、《卖馄饨》等五十多个。同场戏是由两个以上演员同台演出，剧目大多描写地方轶事、社会趣闻，如《酒壶记》(又名《平湖奇案》)、《朱砂病》(《乍浦轶事》)、《庵堂相会》、《陆雅臣》等三十多个。
平湖花鼓戏的曲调有：凤凰头、凤凰尾、长腔、流水、迂迂回、绣腔、软落调、硬落调、迷魂调、龙元调、阴阳血、半出汗、小扳艄、三腔(长三送)、三角板、短过门、银丝三甩、热呼、阳鼓、稍板、哭调、赋子调、紫竹调、耶耶调、剪刀口、寄生草、金陵塔、苏调、拜年调、阳血、榻花调。昔年，平湖、松江一带有“后生勿看花鼓戏，老来死勒(在)干枯里”之说。
【平湖奏班】
奏班，俗名吹打，又叫昆奏，后也叫徽奏、亦奏。它无表演动作。八个人(也有六个人)分坐台的两边(台由两张八仙桌拼搭而成)，分角色配锣鼓细乐，边唱边奏，故名奏班。
奏班有洋台奏和平台奏之分。所谓洋台奏，它搭有漂亮精致的洋台。用四根木头作柱子绑在台的四只脚上，上端四面圈有木雕花板作台沿。正面台沿雕有班名。好的洋台用红木、黄杨木制成。台沿的雕花板分三层，上下层是木头浮雕花沿，中层用玻璃拼嵌，图案有古典名剧人物谱、江南水乡风景图等。如盛家班的洋台，正面是用整块黄杨木雕的渔椎耕读图，内外七层(其中有一桥，桥洞内外七只船，五只从里出，二只从外进)，雕刻精致，薄而不破。一到晚上、正面点有四盏六角灯向上方挑出，四圈台沿内下侧点起红灯(红烛)，灯光照映花板，人物山水栩栩如生。台的正前用绣花的桌围，整个洋台看上去富丽雅致。所谓平台奏，用顶张八仙桌拼搭而成，甚至不用桌围。农村里还有叫羊箔奏的，只用一双割草用的羊，挑着器乐就去奏唱。
奏班的演出有一定的程序，常以闹头场开场，接着奏曲牌三星图、跳加官，后唱正戏，最后用通俗的苏滩小调作压台，用小敲锣鼓打金榜结束。
奏班在唱腔上一般均以昆腔为主，故名昆奏。沿至民国初期，则有唱微调，故又名徽奏。至抗战前则以唱京剧为主，故又名京奏。
演唱剧目有：《草桥关》、《追韩信》、《甘露寺》、《放坡》、《玉堂春》、《红鬃烈马》、《黄鹤楼》、《空城记》、《四郎探母》、《游园惊梦》等。
民间凡有婚丧嫁娶，一般都要请奏班。大户人家的祝寿、阴寿等不但自己请奏班，还有亲戚朋友送奏班的。农村集镇的庙会，有时请不到戏班时，也请奏班，以奏班代戏。碰到在同一场面出现两个或三个奏班，班与班之间就会抢牌(戏目名称的牌子)或抢开锣(先闹头场)。各自拿出最拿手的好戏奏唱，试比高低。往往从日落开场至次日黎明，整整热闹一夜。奏班中称这为打擂台。奏班中流传这样一句俗语：“七死八活，九金十银，三春靠一冬。”说明奏班演出旺季在农历九、十月份。
平湖的奏班遍于城镇乡间。据不完全统计：城关、乍浦、新仓、钟埭、黄姑、全塘等有名的奏班就有15付。农村的无名奏班则更多。城关盛家班在奏班中最有名。据传盛家班由盛少莲的祖父创建于清朝中叶嘉庆年问(约1805年)，传其孙盛少莲(清同治年间，约1886年)，名三聚堂，又称凌云奏。后由少莲传其子盛寿昌、盛桂昌、盛鼎昌、盛同昌。再由盛寿昌传其子盛华堂(盛华堂是四房合一子)，后改名大同社。继由华堂之子盛定玉、盛定良接班。于1948年停办。盛家班前后计143年历史。此外，平湖奏班还有盛鹤如的三乐堂、钟善林的信义堂、程士康的名声社、方鸿宝的遏云洲、林三观的青乐堂、新仓镇沈宗轩的双凤堂、新埭沈旭初的三雅堂、新埭镇张文生的和合堂、广陈镇孙鸿声的凤乐堂等。
奏班的经济收支方式，大约可分两个阶段。清末民初以前，取酬由东家送红包多少而定。在奏唱将结束时，东家把钱用红纸包好，放在盘子中送到台前，再由班主根据东家酬谢的多少，按股分配。参加奏唱的每人各得一股，洋台、器材及联系入各得一股。因此班主往往能得四股以上。民国后，奏班收费转为定额，大多是以两石米来合算。有时东家为表示气派，临时增给红包，分配还是按股取酬。
解放后，奏班在城镇已绝迹，农村中遇红白喜事偶有一些活动。至合作化时停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提高，但文化贫乏，在红白喜事中又出现奏班。曹桥、共建、徐埭等乡较多。不过，已没有洋台，人数、程式均不如从前那样严格，只是一种简单的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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