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情事陈迹》的问答
        张振刚，浙江桐乡人，省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作协副主席。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臭镇悲老》，戏剧《情还明宫》等。一九九九年九月，首部长篇小说《情事陈迹》由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出版。
        邹：九十年代初，您出版了一部叫做《臭镇悲老》的短篇小说集，我留有很深的印象。这次，您历时三年写作的长篇小说《情事陈迹》出版了。您是怎么由短篇创作一下子进入到长篇构筑中去的?您对这部洋洋四十余万言的长篇的
结构满意吗?
        张：一般从事创作的规律似乎应由短篇而中篇，中篇而长篇；我却由短篇直接边入长篇，好像没什么困难，很自然就进入了。至今我没写过真正的中篇，我想如果有一天要写，也就写了。我没过多地考虑篇幅问题。这部小说的结
构，刚写完时觉得还满意；严丝合缝，但过后就不太满意了了。我想《红楼梦》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邹：小说窍了个九四八年—一一九五二年，可以说这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年。您如何看待办说带虚构的规实?如何看待小说中人物落叶般飘零的命运?主人公濮畹华的一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小说中的现实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怎样?
        张：我没有从中国革命命运这个大题目考虑。我只是觉得选择大变革大转换这样一个背 景，更能写出人性。小说的所有情节全是虚构 的，它只是作者对无奈人生的一种感悟。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且苦涩多于甜蜜，更不要说不幸
了。即使在别人看来算得上幸福的人，其内心也可能苦不堪言。从这一点看，濮畹华的不幸已超出了婚恋的范畴。小说中的现实与历史现实不是——回事．只是像那么一回事而已。
        邹：中国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您在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京剧。在濮畹华命运的转折关头．您用京剧悲凉的唱词来渲染氛围，暗示人物的心理。这成为这部小说最高亢、最孤寂、最有个性的声音。如今京剧面临消亡的危险，就像您在小说中写到的吴越两地的民俗，它们是否暗示着你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张：是的。我对传统文化刻骨铭心。我觉得许多现代派表演手法，其实在我们老祖宗那里早有了．只是别人特别地张扬起来就是了。说到京剧，那的确是我们的国粹，我在作品中信手拈来，那是借光吧。
        邹：您是一位编故事的高手，但当代小说探索有一股反情节化的倾向，认为所有的故事都已写尽，你如何看待故事本身?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次漫长的写作行为?
        张：我觉得小说还是应当有一点故事，尤其是长篇小说。谈他情节甚至反情节当然也好，故事读多了需要换换口味，不过，同样；全来谈论情节反情节，我想也会腻味的。说所有的故事都被写尽，未免有些武断。我想，还是百花齐放好。关键是作品拓展新的领域，更深，更新。我这次的写作其实很简单：有话要说。万把字说不清，就写下去，写了那么多。
        邹：小说的语言属于《红楼梦》的传统。曹雪芹的这部震古铄今的世著对您的影响大吗?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呢?
        张：刚才说过，《红楼梦》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西方现代派小说对我也有一定影响。我以为这两者有时候其实非常接近。人们不是十分推祟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吗?其实《红楼梦》早就做到了。例如第四十四回写宝玉和众姐妹一起看《荆钗记》看到《男祭》一折，林黛玉说，这个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哪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作什么?说睹物思人，天下水总归一源，不拘哪里的水舀二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接下来曹雪芹来了这么两句：“宝钗不答。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儿。”“宝钗不答”四字非常传神，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并不输于《白象似的群山》。
        邹：《情事陈迹》写了男女之间的情爱，甚至大胆地写了性爱，但无论是作为国民党军官的袁仲圭、董少延．还是作为共产党干部的劳炎田，每个人都心地善良，怜香惜玉。这是否代表了您对人性的一种善意的理解?
        张：不错。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在性爱方面，我以为人与人之间无多大差别。
        邹：而我觉得．作家对人性恶是应该有所洞察的。事实上，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人性恶曾有过触目惊心的泛滥。就我所知，您的青年时代生活坎坷，以后的写作，您是否愿意触及“恶的增殖”这一主题?
        张：我认为只有当人对自己的欲望放纵到严重伤害他人的程度，世俗认为的人性恶才算成。事实上正如曹雪芹说的，这世上大恶大善之人极少极少，多数是中间状态的。因而最能体现人性的，我以为就是这中间状态的大多数。古人说，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言难工，善良的人们也会在无意间伤害到他人，同时受到他人的伤害。揭示这种伤害，追寻探究这种伤害的源头，也许会让我们触摸到人性更隐秘的一些层面。
        邹：一个轻松的问题。本雅明对一个作家的劝告是：避免使用随手拈来的写作用具，只用你写作习惯吗?
        张：我喜欢用铅笔和信笺写作。我的这部小说就是写在信笺上的，而且用的同一种信笺；写完稿子，抽屉里扔满了一寸半长的铅笔头一大把。我写作从来不用写作提纲，即便这一次的写作长篇也不用。但手头有图书馆废弃的目录卡
片，随时把写作的前景三言两语地记在卡片上。小说完成，这样的卡片不下好几百张。
        邹：说说您最偏爱的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是否有您对生存(或命运)的一种理解?
        张：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我都很喜爱。要说最偏爱，当然是濮畹华了。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的一部分理解。人的内心是无限的，因此文学也就无限。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幸运所在。
        邹：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道具，“半根马鞭”是否具有隐喻性?
        张：半根马鞭是贯穿作品的一个小小道具。我想至少有三层意思：1、它是袁仲圭不成功爱情的见证，2、它暗示扣宝性功能的丧失，3、它隐喻濮畹华一生得不到完整的性爱(婚姻)。
        邹：我有幸成为最早读完这部长篇的少数几个读者之一，我当时感到袁仲圭、董少延、劳炎田尽管身份各并，穿着有别，但性格届同一类型，且共同爱好京剧．他们内在的形象区别不是很大。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这样的人物塑造具有危险性，您意识到吗?是否您别有深意?
        张：这我倒是有意为之的。袁、董、劳三人尽管身份不同，但作为男人，他们的人性根底是一样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作品的题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当然，这是这一部作品所需要的，在另一部作品里，我想我不会这么干了。
        邹：商品经济时代，您如何理解写作这一孤寂的行为?您为何写作?
        张：我的写作纯悴是一种生存方式。像我这种状况的写作，写作已远离了功利。说实话，我并不讨厌功利，但我只能如此，这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的。我想这部作品本身，也流露了作者这么一种无奈的姿态吧。
        邹：最后一个问题．您在小说中找到了什么?爱?真正的生活?自由?欢乐?疼痛?已逝的岁月?民族的沧桑?
        张：也许你说的都是，但我主要找到了无奈，人生实在太无奈了,尤其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