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母亲
        母亲在世的时候。很少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母亲去世一个多月来，却常常走进我的梦中。前夜的梦最清晰，为招待客人。母亲立在案板前操刀切肉。乡下待客肉当家。我怕客人吃不好。就问母亲肉备得够不够。母亲放下手中的菜刀。表情茫然，没有回答我。我数了数已装好的盘子，每只都装得很少不说，就连一桌一只盘子也不够。眼看客入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我有些着急起来，正要对母亲发火，梦醒了．在辗转反侧中，便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一盏老油灯
        我家有一盏铁铸的油灯。通体铁色，上下三层，高约五寸。底层为保持稳定的基座，中层为放置针头线脑的圆盘，上层是个碗形的窝窝，装上油水，放上灯草，擦着火柴便可燃。
        油灯的形状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塔相像。燃起的灯花黄里透红，活蹦乱跳，跸跸作响。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小妮，抱猫来，吱吱吱吱掉下来。”
        这是我年幼时在老油灯下面听得最多的一首儿歌。
        歌中的主角小老鼠，为偷油所上的那种灯台，应该就是这种古老的灯台。
        油灯很旧，甚至有点脏。但它确是我家的传家宝。它照亮了我家那座窗户窄小的老屋。一代一代的衣帽鞋袜，又是靠着它的光照，由一代一代的女主人们，靠一针一线缝出来。
        待我记事的时候，油灯又多了一个用场。除了照旧用作照明和做针线之外．还要把我圈在它的光罩下。去念书写字。
        这完全是母亲的主意。
        那时候的农村孩子．能坐进学堂念几年书，已经很是不简单了。学生的课外作业不多。课外时间通常用在帮助家里做事情上．割草、拾柴、放猪、放羊等等。小朋友之间也有一些事情要做，春天要比赛风筝：夏天要一起游泳、爬树捉小鸟、钻青纱账、偷瓜果吃：秋天要忙着拾砖块、盖小屋，忙着用薯蔓废绳扯电话；冬天要忙着捉迷藏。
        母亲成了老油灯的女主人后，每当在灯下做针线的时候，总是喜欢要我陪着她。陪着母亲时不能白陪，总是要找点事情做。母亲会及时的提醒说：写写字吧!我很清楚地觉得出，只要我愉快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拿上铅笔和本子，说是要坐母亲身边写字时，母亲便显得特别的高兴。主动地往灯里加油，操起剪刀剪灯花。有时还帮我腾地方，搬椅子。
        不论我写点什么，母亲都会斜着眼睛偷看。不知有多少次，母亲都是在偷偷看我写字时，把钢针刺进了自已的肉里，痛得直叫。为了讨取母亲的欢心，我会把字写得方正一些，笔划拉得直一些、有力量一些。每当这时，母亲便会及时地夸我，嘴上还会自言自语的说：“别看我没有读过书，字写得好坏我还是知道。”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的字果然有了长进。大楷、小楷本上，老师用红笔打出的圈圈勾勾多了起来。同学们常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的感觉逐渐好了起来。一天，我特意在教室的讲台边捡回了一大段铅笔，借着那盏油灯的光亮，骄傲地站上床头，在靠床的土墙上，用力地写下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七个大字。在写完“堂”字的最后一横时，耳朵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我证了一下，以为自己做错了事。
        当我弄明白母亲要我不要把字擦掉时，我确实有些出乎意外。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这几个字写得不好看。粉笔不像铅笔，墙面裂缝又大，连笔划都拉不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母亲多次在点亮油灯后，会习惯地往墙上照。那神情，就如同一个文化人在欣赏一幅高水平的书法。
        慢慢地我醒悟了，母亲是在陪我读书。借助那盏古老的油灯。
一个雪夜
        有一阵子，老家冬天爱下雪，雪又下得特别大。那真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长大后，每次读到毛泽东这首词时，我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老家冬天的大雪。
        在诗人的笔下，雪景很是壮观美好。
        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雪夜，却是漫天狂
的雪花如无数催命的精灵，让我感到十分恐怖。
       夜已很深了。一家人围坐在用碎草灰捂出的火盆旁。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消息。相对无言，木呆呆地伸出双手取暖。屋子里静得出奇。雪花落地的沙沙声，透过薄薄的柴门，单调地敲打着耳鼓。这是一个人祸加上天灾时期的雪夜。
        清水煮野菜烧成的汤水，不仅产生不出多少热量，还把肚子里原有的一点油水，也毫不留情地刮别了去。母亲是三天前外出觅食的。她出去时还没有下雪，只是北风很紧。天昏地暗。
        母亲出去的第二天，天上便稀稀拉拉地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掩埋了道路，掩埋了溪流，填平了沟渠。村子里几棵落了叶的枯树，被风刮得摇来摆去，显得格外醒目。枝头上几只迷途老鸦，嘶哑地叫着．发出刺耳的噪声，让人心烦。离家之前母亲身体不好，虚弱得很。临走的时候她没有说到自己，也没有告诉家人明确的去向。只是对我有些放心不下。千叮吁、万嘱咐，真有点诀别的味道。
        难道母亲已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难道这无情的大雪真的要夺走母亲的生命?我不敢深想，可又不能不想。
        当我正十分焦急的时候，母亲像雪人般的从雪幕中钻了出来。门是怎么打开的，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给我讲述了关于大雪的故事：
        看到雪越下越大，母亲归心似箭。就在她经过一片乱葬坟地时，鬼下罩了。平时沟是沟、坎是坎。高是高、低是低，闭上眼睛都能走来走去的路，此时却被大雪弄得面目全非了。在齐腰深的雪窝里爬上爬下，汗水把内衣都湿透了，仍然爬不出那片大大小小的乱葬坟头。
        不等母亲讲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诅咒起这场该死的大雪来。而母亲却指着地上满满的一担东西说：“这场雪下得正是时候，要不是这场大雪做掩护。我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些全家人救命的东西也就无法带回来。”
        原来，母亲外出后怎么也找不到能往肚子里填的东西，于是她想到了外婆家。外婆家住在一个傍河的村子里，距离我家二十多里。在到处放“卫星”，报高产，浪费粮食的时候，外婆村上的头头冒着被批斗的风险，极其秘密地把一批地瓜罗卜埋到了地下。饥荒起来后才慢慢取出。分给社员保命。并明确规定，不管血亲旁亲，外村客人一律不得进村，能吃的东西更不得带到村外。违规者的惩罚措施十分严厉。
        母亲在外婆村子里的集体食堂的柴草间中躲了整整三天。二舅是这家食堂的厨师。直到下起了大雪后，二舅才收拾了一担能吃的东西，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趁雪夜把母亲送了回来。
        全家人吃上了白水煮地瓜，这是几天来吃上的第一顿饱饭。喝了热汤，我通身都感到热乎乎的。再看门外那纷纷扬扬的大雪，已不再像当初那样狰狞。假如老天能像下雪一样下些白面，那该多好啊!
一次闹饭
        在父母亲眼中。我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不仅很少惹麻烦，还能主动帮助大人做点事。别锅、洗碗、烧火我都干。看到父亲收工后累得直不起腰来，我还会主动地把饭端到父亲面前。这些不起眼的细小工作，没少为我争得好口碑。一些村上的老辈还拿我为榜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在家中是长子。长子带好了头，弟妹们就好哄了。弟妹门的不少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我帮父母解决的。为此，父母把我看得很重，很少舍得打我骂我。在我的记忆中，我惹父母生气的时候不多。但是。一旦父母为我生起气来，也总要闹得不可开交。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快要到了，大地泛黄，麦浪翻滚。乡下人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地里、晒场的活儿都多了起来。连生产队上的牲口都在加料，为即将到来的双抢作准备。可是，母亲仍像平常一样，麻木得很，不给我们改善生活。对于母亲的节俭，我本来就有些看法。上午干了半天重活，中午回家揭开锅盖一看。映入眼帘的仍旧是稀得见底的一窝汤，真是有点气不打一处来的味道。我只觉得头脑一热，就狠狠地甩下锅盖，抹着眼泪钻进牛棚蒙头大睡起来。说睡觉。其实不可能睡得着。眼睛一合拢，肠子又打起架来。
        朦胧中听到床前有人哭泣，我有些心烦。索性把被子捂得更严些，不去听它。然而哭声越来越大。我猛然掀开被子，正要跳起来发火，却发现原来是弟弟泪汪汪的站在那里。不等我说话，弟弟却抢先埋怨起我来：你倒痛快，把火点起来了，你好钻到这里睡大觉，你再不回家看看，家里都要出人命了。
        乡下人命贱。动不动就拿性命相拼。父亲脾气暴燥,母亲不肯示弱，两人只要一闹上，也常常玩命。有几次场面真够火暴的，事后想想还让人后怕。解铃还需系铃人。不管我愿听不愿听，这个场面都需要我到场解决。
        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量，从牛棚到家里，四五百米的路程，三蹦两跳可就到了。
        当我从父亲手中夺下那只抖动着的钢铲时。我心中真是懊悔极了。我怎么能任着个人的性子去闹饭呢?母亲难道真的不知道已到了改善生活的时候了吗?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