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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如此“文物捐赠”值得褒奖吗》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对嘉兴青年俞星伟将496件史前文物交给嘉兴博物馆之事的关注，舆论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俞星伟苦笑着说：“在捐出文物前，我也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响。我在几年间捐出了600多件史前文物，文物管理部门收下了我的文物，却一再强调我多年来购买出土文物的行为是违法的，甚至由此还引来公安部门对我的注意。另一方面，‘圈里人’觉得我做什么不好，偏偏将买来的出土文物捐了出去，完全是一件出格的‘傻事’。而且，他们认为，我在无意中向外界透露了出土文物盗挖和交易的有关情况，担心会影响到今后大家的‘交易’。”
此话不假，俞星伟的确在不经意间，向社会撩开了出土文物交易内幕的神秘面纱。嘉兴市文物管理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毫不讳言地说，俞星伟“捐赠文物”引起尴尬的事现在不发生，迟早也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暴露出出土文物管理、保护工作中的漏洞。从这一点来看，公众将对于“俞星伟事件”的关注和争论，渐渐转向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这倒是一件好事。
据介绍，随着收藏文物渐成时尚，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家对传世文物上市流通的开禁，各类出土文物混杂其中，地下交易愈发猖獗。一位资深文物专家指出，现在各大城市的文物古玩市场，或明或暗几乎都有出土文物的交易，有的甚至就摆在摊头上叫卖。然而，限于人力、物力等客观因素，再加上难以获得确凿证据，文物管理部门对于这种“地下交易”和非法盗挖，仍是束手无策。
在采访中，嘉兴市文化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说起，他们刚刚接到群众举报，秀城区凤桥镇新东村新发现的北墩文化遗址，有人在收购和盗挖文物。赶到现场，发现有十几个文物贩子正围成一团，坐等收购刚刚出土的文物。等他们走近，这些人立刻一哄而散。文物管理部门只能在事后发文要求镇里停止取土了事。由于近年来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化遗址，所以类似事情屡有发生，但屡禁不绝。
据估计，嘉兴市约有近万人从事民间文物收藏，其中不乏像俞星伟这样的出土文物“收藏家”。在这样的背景下，难怪俞星伟的心理不平衡了：“为什么别人收购、收藏出土文物都没事，我好心捐献反倒成了‘自投罗网’了！”“再说，我一不盗挖墓葬遗址，二不走私文物，为什么偏偏就说我违法？有那么多人在买卖出土文物，就算我不买，别人也会买。”
从省里赶来鉴定文物的专家说，俞星伟此话乍听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正是这样的文物“收藏”群体的存在和“购买”，助长了出土文物的盗挖之风，贻误了保护墓葬的时机。这些专家在对俞星伟上交的文物进行鉴定后，痛心地说：“如果10座墓葬，哪怕只保住了一座，也比这孤零零的几件文物有价值！”
据介绍，嘉兴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有200多处，埋在地底不为人知的文化遗址更是不可估量，这在全省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要对这些文化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现有的力量显然十分薄弱。以发掘一个500平方米的高墩为例，盗挖者借助机械化工具，只要5天时间就能够完成；而文物管理部门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完成科学发掘工作，要干上整整一个月。
再则，嘉兴市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专业工作人员不到10人，在基层承担防止盗挖工作的是200名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这些文物保护通讯员平时工作并没有报酬，只是在报告了有价值的线索后，才能从文物管理部门获得一定的奖励。于是，200名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与万名文物贩子和“文物收藏家”相比，数量之悬殊，显而易见。
不过，就现实来看，还必须充分发挥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网络的作用。今年，省文物局已经给1万名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颁发了统一的证件。像宁波市还请由文物专家组建成讲师团，常年给领导干部讲授文物保护的知识。该市2000多名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定期学习和培训。文物管理部门也欢迎社会上有志于文物保护的热心人加入到业余文物保护员的队伍中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