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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捐赠，风云突变
本刊记者 沈嘉禄
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嘉兴市秀城区的青年俞星伟，今年26岁，初中毕业后一直从事文物买卖和收藏活动，至今在这个“行当”已经涉足整整十年了，由于他对马家浜文化特别有研究，在当地收藏界小有名气。
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嘉兴正是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还可见到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自成系统的史前文化。而俞星伟的家乡嘉兴市秀城区凤桥镇近年来发现了大量吴家浜遗址、大往遗址、雀幕桥遗址、大坟遗址等马家浜遗址。当地农民在取土烧砖时常常无意间挖出些陶罐和玉器，这也为俞星伟接触这些文化遗迹创造了条件。
上个星期，记者驱车来到嘉兴市东升东路俞星伟的工作室，在这套以每月400元租来的二室一厅里，堆放着几百件仿古黑陶的泥坯。据俞星伟介绍，工作室除他之外，还雇了七个工人，但复制的水平并不高。记者拿起几件复制品细察，器型的风格接近良渚文化和崧泽文化，还有仿制青铜器的，但做得还比较粗糙，即便是外行也看得出不是“真家伙”。
俞星伟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据他自己介绍，自小热爱传统文化，对佛教也感兴趣，初中毕业后读过电大，平常写点散文在《烟雨楼》杂志发表，还是当地戏迷协会的副会长。与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他也不甘心像父亲一样向黄土讨生活，进城后他一度从事钱币交易，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上海一位画家的点拨，开始迷上了承载历史文化信息更多的出土陶罐。而当时，嘉兴虽然初步形成了古玩市场，但大多数商贩都不懂行，摊头上的出土陶罐多而且便宜，流散情况相当严重。俞星伟买了许多书来研究，然后有计划地收购当地出土的陶罐。这个时候，他还在嘉兴市内与博物馆一箭之遥的育子弄花鸟古玩市场开过店，出售明清旧瓷和仿古工艺品。后来又到上海豫园的上海老街上开过店，但很快因为生意不景气而关门了。如今，每逢周六他还是与几个同道一起于凌晨租车到上海赶早集，在华宝楼收购旧瓷器，然后在嘉兴的市场出手。
“既然你做旧瓷器生意，为什么还要做仿古陶器呢？而且不是原件所有的灰陶或红陶，是一眼就能看出系仿制品的黑陶。”记者问。
俞星伟是这样回答的：“我是用当地的粘土做的，做成黑陶比灰陶好看。我做仿制品的目的是再现史前文化的辉煌，并通过正常渠道的流散传播我们中国文化。”据他介绍，他将这些仿制品送到西塘、乌镇等旅游景点，在一些宾馆、商店里代销，获利后再去收购流散在外的陶罐。
1996年，俞星伟将139件出土陶罐捐赠给了嘉兴博物馆。经省文物专家鉴定，有两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在俞星伟的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了其中一件“三脚凤头壶”的复制品，他是根据原物大小复制的，只不过也是黑陶。据俞星伟说，这件东西他是花了几千元收购来的，曾有人出6万元要他转让，他没同意。
说起捐赠的动机，俞星伟如此说：“我不图什么，收购时就想到有一天要捐出去，为此我花去大约6万元。嘉兴出土的文物应该留在嘉兴，这些陶罐离开本土的话就无法体现价值。再说如果我不收购的话，极有可能流散到外地甚至境外，这对国家的文博事业都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记者采访俞星伟前，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一档有关俞星伟的专题片，片子中俞星伟对记者说到他的捐赠动机中包含了想进博物馆的愿望。面对本刊记者时，他也不否认。“一直做古玩生意总比较难听，如果进了博物馆，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次文化局的领导又问我想不想进文化局工作，于是为了表示一下心愿吧，我又捐了一批。”
8月24日，俞星伟将最近四年来收购的一批出土文物捐赠给嘉兴博物馆。
俞星伟说：“当时，博物馆的副馆长陈行一在我的工作室里接收捐赠时还说：嘉兴需要像你这样的热心人，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博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本地的新闻媒体如嘉兴电视台、南湖晚报等也进行了报道，表示肯定。
没想到几天后风云突变，听说省里的文管会专家前来鉴定后，发现这批陶罐都不是一处出土的，而且有几百件，这说明本地的文物被盗掘现象已经很严重了，难道市里的文管部门都不知道？于是，有关方面一下子改变态度，认为我的捐赠是应该肯定的，但收购是违法的。文化局的领导找我谈过，希望对此事冷处理，以后还是会安排工作的。”
维护法律，实事求是
记者在电话预约时有这样的印象：嘉兴博物馆似乎并不欢迎媒体的采访。在嘉兴博物馆的会议室里见了面，博物馆领导又给了记者一份压力：“《新民周刊》是影响很大的媒体，你们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草率。”
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客观上不利于嘉兴博物馆，读者的感情倾向于俞星伟，嘉兴市文物保护的现状也令人担忧。他们特别对上海电视台的专题片表示了不满，认为记者倾向于俞星伟，而对他们的报道，无论画面还是观点都很少，而且有失实之处。“这是不公平的，导向有错误。我们的前提是维护法律，实事求是。”博物馆的党支部杨友生摊开早已准备好的稿纸对记者说。嘉兴博物馆的馆长方包清、副馆长陈行一等负责人和一名记录员在场，一个由他们邀请的民间收藏家周荣宪先生也参加了采访。
杨友生说：“浙江某报记者在报道中说，俞星伟因为捐赠文物而面临今天的尴尬局面说明了法律的滞后，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有它的严肃性和延续性，在这个法律修改前，我们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它。俞星伟从事文物贩卖已经有十年了，他的谋生，发迹包括获得知名度，都是因为文物贩卖。1996年8月16日，本市郊区公安局（今秀洲区公安局）接到举报：俞星伟家中藏有大量出土文物。于是我们市里的文物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于当晚10点钟分乘两辆警车赶到凤桥镇，叩开俞星伟家门进行搜查，将大批出土文物收缴后放在公安局内，三天后存入博物馆。20日到省里请了五位文物专家来鉴定，结果除两件属国家一级文物外，其余为一般文物，还有十几件明清瓷器。搜查时，俞星伟闻风而逃，后来又要求我们归还这十几件瓷器，我们当然不给。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拖到1999年5月28日才有下文？主要是市里有些领导看法不一，我们坚持《文物法》办事，认为应属上交，不予奖励。而且属查抄物品，不是主动上交的。但是由于种种不便明说的原因，我们最后还是给了俞星伟一万元经济补偿，这还是有关方面下拨的专款。我们颁给他的也不是捐赠证书，而只有两个字：证书。也没搞颁证仪式。这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陈行一副馆长是参与行动的，他更正说，俞星伟后来出现在现场，并说：我说好是捐赠的，为什么突然来这样搞了？收缴的文物是直接进博物馆库房的，没有在公安局里存放。
至于有人说俞星伟仿制出土文物牟利，记者问陈副馆长有否在俞星伟家中发现仿制的出土文物，陈说不清楚。
关于俞星伟第二次捐赠，杨友生介绍说是有个姓范的人，是本地文化局属下秀州书局的承包者，策划了这次捐赠的新闻。他先是向市里有关领导提供线索，然后请博物馆方面去接收。“当我们得知俞星伟要捐赠出土文物后，赶到东升东路他的工作室，一进门就发现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架好
了，我们说等鉴定了再宣传，但他们还是在当天晚上播发了这条新闻，对俞星伟进行褒奖。”
这批文物经初步鉴定，多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距今5000年到7000年，最晚也在春秋战国时期。嘉兴博物馆选了496件入库。
关于这批文物的价值，方包清馆长认为要等省里的文物专家鉴定后再出结论。他还说，这些文物不是在科学的组织发掘情况下出土的，一旦离开地表后，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文物的考古研究价值，因为它的出土地点、文化内涵、时代关系都很难说清，作为鉴定无从下手，只能根据大致的特征、器型、材质进行大致的初鉴。
博物馆方面还认为，俞星伟捐出的这批出土的陶罐在市场上看得见，经济价值并不高，也就是几十元一件。“有理由肯定，俞星伟已经将有价值的东西卖掉了，比如他为什么没有良渚玉器捐献？”
记者表示异议：如果俞星伟没有收购到玉器，要他捐玉器就不可能。
这时，浙江省钱币收藏家协会会员周荣宪先生向记者介绍一件事，据说俞星伟曾经以2万元收购到一件良渚文化的玉琮，然后以25万元出手。他现在在市区的商品房就是用非法所得买下的。博物馆方面也向记者出示了一封近日发出的举报信，内容与周先生讲的一样。
但是记者在嘉兴博物馆没有得到有关俞星伟仿制和贩卖出土文物的有力证据，关于那件玉琮也只是一封举报信而已。说到俞星伟想进博物馆工作的动机，周荣宪先生说是因为俞星伟前几年交了个女朋友，她的父亲是一个镇干部，希望未来的女婿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于是他才想起进博物馆的。
最后，博物馆负责人认为，承认俞星伟的行为是捐赠，就等于默认他收购文物的合法性，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并在事实上鼓励了文物贩子，加剧盗挖现象，使我国的文物保护陷入灾难。
捐赠与上交的界限是，前者将合法拥有的传世文物获赠艺术品无偿送给国家，理应表彰。后者是非法获得不应属于个人所有的出土文物然后主动上交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肯定。嘉兴博物馆方面认为，将俞星伟的行为定为上交是客气的。否则应算没收。那么没收又如何界定呢？非法盗掘、买卖、藏匿、出土文物被查获后收缴，就是没收，还应视情节轻重进行依法处罚。
《文物法》滞后了吗
在采访中，记者还到了凤桥镇俞星伟的老家。俞星伟在市区制成生坯后送到这里交由父亲烧成，窑是水泥砌起来的，形状与传统的馒头窑或龙窑都不一样，燃料是木柴。以这种火力，不能达到烧制瓷器的高温，烧陶器是可以的。记者去时，他父亲正在出窑，窑内是黑陶仿古工艺品。俞星伟的父亲对儿子近日来卷进新闻报道中感到忧心忡忡。
在凤桥镇记者还看到处于田野中间有不少高墩，这些都是古墓葬群或史前文化遗址，现在有不少已经遭到破坏，原因就是附近的农民取土烧砖。据了解，嘉兴一带至少有300家砖瓦厂，每天取土的量以每家厂10吨计算，是相当惊人的。而耕地不能取土，只能向高墩要原料了。此外，农田的标准化建设如拉直田埂、推平高地，也客观上对古文化遗址造成了破坏。近年来，嘉兴市文物管理部门确定了170个遗址，并立碑加以保护，但事实上不少农民移动石碑后照样取土不止。记者在一个取土的高墩发现，挖土的是四川来的民工，挖一天土得10元钱。他们承认经常能挖到陶罐，然后向贩子换一包香烟钱。
据俞星伟自己讲，他曾给市里领导写信，要求在众多的遗址上竖碑保护，并建议兴建一座马家浜文化博物馆。说到第一次捐赠，他肯定地说：“是我先写信给市里的领导，然后请博物馆来接受的，至于派出所，是请他们来护送的。所谓得到举报后请公安局联合行动的说法纯粹是谎言，当时还有文化局的领导在场，不信可以问他们。”
在嘉兴市中心离市政府不远处有一条育子弄，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花鸟古玩市场，这里以出售鲜花盆花为主，也有古玩店。记者在一家旧工艺品商店里看到，所出售的东西都是些“垃圾货”。而据主业说，每个星期天这里都有集市，上百个摊头上会看到出土的陶罐，当然也有假货。想要得到真正的好东西，得有熟人牵线，在场外交易。
嘉兴博物馆的情况又如何呢？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门可罗雀。在记者采访的三个多小时里，没有看到一位参观者进出。大厅里是一个旧工艺品商店，正门外的沿街房子也租出去了，二楼正在办一个书画展。杨友生向记者叹苦经说，以去年以例，国家下拨经费是30万元，只够支付半年的职工工资和退休金，所以只得搞点创收维持生存。至于文物保护，主要靠文管会。对文化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市级博物馆也没有资质，只能协助省博。在反复要求下，记者到库房察看了俞星伟捐出去的陶罐。在一间办公室里，两张桌子上放了二三十件，灰陶、红陶都有，器形典型，保存完好。而在桌子下面，是博物馆正在修复的几件陶器。
俞星伟捐赠出土文物的事情通过上海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为市民所知，并在收藏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收藏家对此事颇为激动，他们认为捐赠本身是好事，应该肯定。近十几年来，随着城乡建设步伐的加快，经常有古墓、古遗址被发现，国家有关部门根本管不过来，盗掘文物的现象似乎越禁越烈，流失海外的文物事实上是越来越多。那么收购了文物然后捐给国家博物馆，客观上是保护了文物，又有什么不好？花钱买下，总比流失好吧。如果此事得不到公正对待，以后谁还敢向国家捐赠？
如今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不少收藏家建立了私人博物馆，并在当地博物馆注册，馆藏品中不少就是现行法律禁止流通的史前陶瓷器、青铜器和玉器，那么他们的收购和拥有算不算违法？
在上海老街的华宝楼和藏宝楼、东台路旧工艺品商场等地，有些商店也在出售明文禁止流通的文物，有时候执法部门冲击一下，但过后仍然我行我素。这又算不算有关部门管理不力呢？
在上海博物馆里，不少收藏家将传世的珍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就有不少是代表史前文化的陶罐，如果根据嘉兴博物馆的说法，他们也只能算上交而不能算捐赠了？
为此，有关法律专家对记者解释：这里有一个界限。如果行为人出于收藏的动机并出于保护的目的再将文物捐给国家，这种行为不属于违法，应该奖励。如浙江某企业从境处购得越王剑，捐赠给浙江博物馆；某中资企业从香港竞拍购得圆明园珍贵文物，都应该肯定。如果是传世品，因为早已脱离了具体的出土环境，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流通、收藏。
如何确定收购者的动机呢？有人认为像俞星伟这样经营文物买卖十年之久，不可能没有赢利的考虑。而他自己也在浙江某媒体承认一开始他是有经济上的考虑的，后来对这些文物产生了感情，就觉得应该捐给博物馆，让这些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你能怀疑他的动机吗？
那么如何确定一件文物是传世或者刚刚出土的呢？浙江省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吴志强认为：首先，按照《文物法》，地下文物都归国家所有。然后我们再来确定两种情况，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获赠或祖传的文物包括前代名人字画，应该属于传世品，而非法获得的新近在工地、农田等处发掘的、无意间采集及盗掘的文物，就可以判定为出土文物。吴志强还强调，按现行法律，文物和古玩只能通过国家特设商店及监管商店限境内流通。当然，法律的操作与现实是有距离的，流通渠道在这几年有所放宽，但对出土文物的监管，《文物法》仍然适用。
还有些收藏爱好者认为：国家既然鼓励“藏宝于民”，就应该允许境内买卖，放宽扩大收藏范围。只要不流通到境外，就不能算违法。机械地套用《文物法》不利于民间收藏活动的开展。面对民间收藏的蓬勃之势，应修订有关法律，比如出一部补充性质的《民间收藏法》，以便操作。
采访结束时，俞星伟谈了两个希望，“一是要有关部门给个说法，我是真心诚意捐赠的，说上交我不能接受。第一次嘉兴博物馆给我的证书上也写得清楚，是捐赠，为什么这次变卦了？其次我希望这些文物进了博物馆后不要锁入冷宫，应该供有关人员研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
